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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雄其人
莫雄，字志昂，广东英德人。早年毕业于广东陆军讲武堂，曾经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中坚分子。在随后的护国讨袁、东征陈炯明、北伐战争中，莫雄从团长升任为旅长、师长。北伐战争结束后，这位中年战将被曾经共过事的蒋介石冷落，只在南京政府军政部挂了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职务，在上海寓居赋闲。正是在上海闲居的几年中，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的老同盟会员，被中共中央有关人员注意，中共特科将他列为重要的争取对象。陈赓、邝继勋等人与之多次秘密接触，李克农也几次同他密晤深谈。时间稍久，莫雄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情况反映到中共中央，周恩来、李立三经过研究，指示李克农劝说这位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还是暂时不加入中共为宜，这对党的事业更为有利，莫雄表示理解。
1934年1 月，莫雄从上海来到江西南昌找昔日同乡好友薛岳，此时身任江西“剿共”第二路军总指挥的薛岳，热情地留莫雄住下。一天上午，莫雄在“百花洲”花园闲逛，一辆豪华小车在他身边停住，从车内走出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向莫雄热情地打起招呼。莫雄他乡遇好友，自然高兴，由杨永泰接到行营司令部，与陈布雷、罗君强等人进餐，饭后，杨永泰又盛情挽留莫雄，安排在一楼的舒适住房住下来。
杨永泰是蒋介石的心腹幕僚，他对莫雄如此热情，意在把过去曾与蒋介石关系要好的莫雄揽在自己的关系网内。不久，杨永泰对莫雄说：“根据剿共的需要，蒋委员长拟在江西实行专员制度，把赣省划成几个行政区。其中的赣北第四行政区，还不曾委任专员兼保安司令，你去干怎么样？”莫雄一听，一面委婉谢辞，一面询问情况。杨永泰未听完就说：“莫兄不要推辞了，这一职位要有任过师长以上的将官才够资格，你去是合适的。”
杨永泰在请示蒋介石之后，很快以“南昌行营”的名义，任命莫雄为江西赣北第四区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将两张委任状和3000大洋开办费的支票交到莫雄手上。莫雄自然想到了共产党，他想自己过去答应帮共产党办事，这是一个绝好机会，能在这个位置上助共产党一臂之力。他决定即赴上海，找中共的地下组织商议此事。莫雄对杨永泰说，自己在江西无部下、无熟人，要支撑起赣北行政专署及保安司令部，得去上海招贤纳士，杨认为有理，一口应允，嘱其早去早回。
莫雄到达上海，找到了昔日相熟的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等中共朋友，向他们说明了来意，诚恳邀请中共派人随他去江西。严希纯、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等立即把情况反映到留守在沪的地下党组织——中共特科。特科负责人考虑到党的临时中央机关在江西苏区，蒋介石正以150万大军“围剿”红军，能够在这种时候打入“南昌行营”是很有利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良机，于是决定由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等十余人随莫雄去江西。莫雄领着一班“袍泽旧部”回到南昌，经过一番筹备， 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保安司令部于1934年3月底建立，该行署管辖德安、九江、星子、瑞昌、彭泽、都昌、湖口等十余县，为江西北部的重要防区。随莫雄从上海来的十几个共产党员，多数安排在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任职，还有几个通过杨永泰的关系，安插进了“南昌行营”担任文职人员。时隔不久，由康泽负责的一个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在南昌开办，莫雄得知后利用关系，将身边的3名共产党员打入进去。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白皮红心的莫雄，竟然将共产党的耳目安插到了蒋介石的身边，成了一颗威力不小的定时炸弹。
蒋介石的“铁桶计划”
1934年7、8月间，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在根本不懂中国游击战略、只在德国慕尼黑打过巷战的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下，红军与强敌大打阵地战，以堡垒对堡垒，结果在战争中节节失利，折损惨重。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地就构筑碉堡，稳步推进。敌人在占领广昌、建宁、连城等地，打开了中央苏区的四面门户之后，以60万精锐部队分为六路向苏区的腹地纵深渐渐合围。
就在红军也以“六路分兵”的部署与强敌正面血战的时候，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是一次部署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重大军事行动会议，有近200名军政官员参加，除各路部队师以上的指挥官，地方官员都是江西、湖北、湖南、福建等省的省主席或相关地域的专员、保安司令。会议在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德国人赛克特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铁桶计划”的战略方案。该计划的要点是，确定以“赤区”红都瑞金为最终目标，各路部队在指定时间、指定战区内，从四面八方合拢推进，形成对瑞金的大包围圈。各路部队按照编号划分的区段，布设二米高的铁丝网，沿路构筑碉堡工事，并设置鹿砦、拒马，埋设地雷。各个师按统一规划设立粮屯、弹药仓库、战时医院以及有线电话网、物资中转站。待包围圈形成并完成上述项目后，各部队每天向前推进10里。每进10里，后继部队便拉上一道铁丝网，构筑一道以碉堡为主的工事火力网，计划在1个月内，前锋部队逼近瑞金城下。届时，将在瑞金的四周竖起30重铁丝网，30层火力封锁线。为防止红军突围，计划配备1000辆美国十轮军用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予以及时拦截。
作为“铁桶计划”的前奏，在大包围圈尚未形成之前，仍以12个师的兵力，在苏区的四周抢占地盘，与红军纠缠，借以迷惑红军，争取时间。待整个包围圈完成，这12个师即撤出，然后断绝除军事需要以外的交通、通讯，断绝一切物资来往，封闭“赤区”的所有讯息。在此基础上，各路部队共150万大军，全盘启动“铁桶计划”，一举围歼中央红军。
庐山军事会议开了3天，第三天下午，蒋介石致闭幕词，他以胜券在握的语气，挥臂叫嚣：“剿共大业毕其功于一役，各方军政首长当不遗余力，坚决执行作战计划，奋勇进击，一举剿绝赤区匪党，永宁华夏！”会场上的军政大员受其鼓舞，纷纷摩拳擦掌，表示要用赛克特的“铁桶计划”围住红军，予以全歼。
这次会议的文件有厚厚的一大叠，除了各路部队实施包围地段的详细地图、具体指示条文，还有各种表格、计划书等，包括碉堡结构的几种图纸以及根据蒋介石“训示”编成的小册子，每份文件、图表的封面上，都印有“绝密”字样。每个领取文件的官员，都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手续十分严格，规定日后上交销号。 项与年冒死传递绝密情报
使蒋介石、赛克特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庐山军事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这些一、二斤重的“铁桶计划”全部文件，就落到了共产党员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等人手上，当然，这些文件是莫雄交给他们的。
莫雄在回忆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又布置周密并已着手实施的军事计划！这与之前的四次‘围剿’不可同日而语。若是此计划得以实现，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我想起了前两个月的一件事：我在德安看到大量铁丝网运到，友邻部队及我的保安部队，其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数十辆美国大型军用卡车也开到了，我怀疑将会有一次大的行动。于是，我向一个曾在我部下任过连长，现已是南昌行营少将军械处长的李英豪打听虚实。他用诡秘而又肯定的语气对我说，这次围剿不同以往，有颜色给红军看的，定然会致红军于死地！”
莫雄心里十分不安，同时他清楚地想到：如果自己能够为共产党做一些事，能够对江西苏区的红军有所帮助的话，惟有赶紧地、毫不迟疑地把“铁桶计划”交给刘哑佛、项与年他们。因为他知道第四专署内的共产党组织是秘密地接受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莫雄打定主意甘冒杀头毁家之险，要把这套绝密情报交到共产党手上。庐山会议结束后，莫雄带上大公文包匆匆下山，理由是“出来几天了，防区内的军事防务要紧”。
莫雄回忆说：“我踏进第四专署保安司令部的时候，已是掌灯时分。我也顾不上吃饭，马上吩咐左右将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三人即刻唤到我的办公室。待他们到后，我亲自关上门，将从庐山带回来的所有文件从公文包中取出，让他们细看。”三个共产党员速度很快地看着这些文件，“每个人的脸色随之而变”。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大致看完，互相交换了眼色，刘哑佛首先向莫雄问道：“大哥，你说怎么办？”莫雄听后不加思索地回道：“还有怎么办的？事情这么危急，你们马上去报告呀！这里离瑞金不是太远，把情报抄下来送过去。其余的就是天大的事，由我承担就是了！”三人听了，都感动地点头，刘哑佛以沉缓的声音庄重地说：“莫大哥，我们代表党感谢你！”莫雄听后把手一挥，说道：“唉，还说什么谢的话，你们赶紧行动吧。”
刘哑佛等三名共产党员，从看到这些文件的第一页起，就意识到这一绝密军情对于中央苏区安危的重要性，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情报送到中央苏区去，交给临时党中央，让中央及时掌握情况。这些都是隐秘战线高手的共产党员，马上用从上海带来的特种药水，三人同时动手，将各份文件的要点，如敌军的兵力配备、部队推进的计划、火力网设置点、后勤机构设置要点等等，一一秘密写到4本买来的学生字典上，三人忙到天亮，才把“铁桶计划”的全套文件抄写完毕。
在讨论怎样把情报送到中央苏区时，项与年自告奋勇地说：“由我去！中央苏区和临界的那些地方多数是客籍人，我会讲客家话，我去合适些。”刘哑佛与卢志英听后觉得只有这样。项与年选择了一条由德安抵达瑞金的最佳路线：由南昌抵吉安，再经泰和进入兴国，横插于都，直趋瑞金。
10月1日，项与年从德安乘火车到达南昌，换乘汽车经吉安到泰和，打算从泰和的沙村、老营盘进入兴国。开始还算顺利，但进入山岭重叠的老营盘“赤区”边缘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通往兴国的每一条大路、小道，都布有敌军的哨卡，他们严格盘查过往行人，发现可疑者便抓起来，每个大小村庄都驻有敌军。为避开大路上敌人的哨卡，扮成教书先生的项与年，拣山野小路走，有时从没路的丛林中穿过去。晚上，他不能找人家落脚，只能宿在山上。至于吃食，只有到僻静的农户家购买干粮。时年38岁的项与年，虽然体质强健，但经过连日劳累奔波，没吃过一餐正经饭菜，没睡过一晚好觉，体力消耗很大，感到十分疲惫，他以坚强的毅力坚持着，艰难地朝前赶路。
就在项与年通过老营盘，进入兴国境内临近茶园村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封锁得更严，每隔几里就有哨卡，路上竖着密密麻麻的铁丝网，村头筑起了高高的碉堡，上面有人瞭望放哨。正常的青壮年很难过卡，大多被当成“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经过反复思考后，钻回山林，用石块敲掉了自己的4颗门牙，口里血流不止，他痛得难以忍受，在地上不停地打滚，接着，又狠力揪自己的头发。第二天，项与年脸色苍白，口腔发炎，两腮肿胀，整个面部严重变形，他的衣衫被荆棘撕扯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形象吓人的叫花子。他把4本字典撕去封面、封底，减小体积，藏在污秽的讨米带里，无精打采地朝哨卡走去，就这样，项与年混过了敌军的层层哨卡。
4天后，项与年从老营盘经兴国、于都，于10月7日下午到达瑞金，在沙洲坝临时中央机关驻地，见到了周恩来、博古、刘伯承、聂荣臻等人，并把4本字典交到周恩来手上。周恩来听了项与年的汇报，深为感动，吩咐人好好关照历经千辛万苦的项与年，同时，指示红军总参谋部作战处连夜复写字典上的图表文字。
“三人团”决定提前突围
就在红军总参谋部的参谋们将“铁桶计划”要点复原出来的这一天，中革军委接到从前线发来的战讯：10月4日晚，敌陈诚第八纵队前锋两个团，已推进到兴国的高兴圩5里处，正在修筑碉堡，布置铁丝网和拒马障碍；薛岳第六纵队的两个团，占据了古龙冈，以同样稳扎稳打的战术步步向前进逼；在石城方面，守卫阵地的红军也发来了难以抵挡敌人凌厉攻势的告急电报……
各地的战况表明，敌人正在按“铁桶计划”向中央苏区的纵深推进。而红军在李德脱离实际、光凭草制地图和计算尺的瞎指挥下，所谓的六路分兵抵御，一路也没有取胜，一路也难以抵住，各个战场频频告急，中央苏区处在强敌环伺的危境之中。
临时中央的“最高三人团”感到焦急不安了！
中央“最高三人团”是1934年6月下旬成立的。6月25日，一道电波载着共产国际的指示，从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传到了瑞金。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亲自对照密码翻译出电文。电文中有这样的指令：“……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至于谈到苏区主力退出的事，这惟一的指示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中，即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博古对电报细看了两遍，心里这样认为：共产国际已原则上同意“主力退出”，但并无时间上的规定，而且训示说“不要惊慌失措”。因此，博古决计对这一电报秘而不宣，连中央书记处的成员都不予告知，只让洋顾问李德掌握情况。博古又想到，就中央书记处而言，由于种种的潜在矛盾，很多的情况叫他放心不下。博古思来想去，决意成立一个能够快速运转又充分体现自己意图的最高三人团，这个“三人团”当然由他在政治上作出总的决策，由李德负责军事上的指挥，再由另一个负责对两方面决策、计划的执行。而博古对“这个人”是谁，经过了几天的考虑，在脑子里先后对洛甫（即张闻天）、项英、王稼祥，甚至还有朱德、任弼时等人作了筛选，最终一一排除，而把目光锁定在周恩来身上。6月下旬的一天，博古在瑞金沙洲坝的下肖村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就在会议上诞生了。 最高“三人团”在传阅了药水显现抄录下来的“铁桶计划”要点后，深感中央根据地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若不断然采取措施，再有十天半月，就会完全被敌人围困得难以脱身。李德和博古意识到必须赶紧突围，周恩来也赞成赶在敌人的核心包围圈还未合拢之前，突围跳出“铁桶”。
“三人团”最初的设想是到湘鄂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开创新的根据地，并没有后来长征走那么远的打算。内心已经乱了方寸的李德荒谬地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因此，最初确定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决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都没有提出来讨论。绝大部分的高级军政领导，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刘伯承、刘少奇等人，在10月9日之前均蒙在鼓里，一无所知。“三人团”考虑到为应付仓促突围的凌乱局面，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项英任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贺昌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由他们指挥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及少数部队，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决定仓促下达之后，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然而红军为什么要走？到底突围向何方？大家却不甚明了。
蒋介石在庐山制定“铁桶计划”后仅仅半个来月，中央红军突然实行战略大转移，紧急集结在于都县境内的中央红军主力8.7万余人，于16日至18日，分别在于都的4处渡口过河，踏上了突围西征之路。这是一次搬家式的大突围，野战军除5个军团7万余人外，还另有一支多达1.5万人的机关队伍和后勤挑运人员。什么都舍不得丢掉，什么都要带上，连石印机、X光机、电台发电机、军工车床，包括印刷好的宣传品都要带走，各种民夫、挑夫超过了5000人。
10月26日，即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向苏区纵深推进的国民党军队，占据了宁都、长汀等地。11月上旬，敌军的前锋推进到瑞金城下，直到这时，敌人才得知红军主力已经突围西去。消息报到蒋介石那里，蒋气得七窍生烟，大骂是谁泄露了“铁桶计划”，致使红军提早突围，他旋即乘飞机赶到南昌，连夜在行营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如何急调南北大军，对西征的红军实行围追堵截。
蒋介石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破桶。莫雄冒杀身毁家之险，项与年历尽艰难险境，将“铁桶计划”送到中央苏区，使红军抢在敌人的核心包围圈合拢之前，撤出了危机四伏的险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有功之臣。1956年国庆前夕，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副总参谋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上将，派人专程飞赴广州、福州，将莫雄、项与年二人分别接到北京，安排他俩登上天安门出席国庆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莫雄和项与年见到了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特地来到两人面前，与之热情握手、叙话。之后，李克农代表中央军委设宴款待莫雄和项与年，并派人陪同他俩游览故宫、颐和园等名胜。不久，叶剑英元帅也专门宴请了他俩，在宴席的谈笑之中，叶帅讲到了“铁桶计划”，赞扬了莫雄和项与年的历史功绩。
莫雄，字志昂，广东英德人。早年毕业于广东陆军讲武堂，曾经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中坚分子。在随后的护国讨袁、东征陈炯明、北伐战争中，莫雄从团长升任为旅长、师长。北伐战争结束后，这位中年战将被曾经共过事的蒋介石冷落，只在南京政府军政部挂了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职务，在上海寓居赋闲。正是在上海闲居的几年中，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的老同盟会员，被中共中央有关人员注意，中共特科将他列为重要的争取对象。陈赓、邝继勋等人与之多次秘密接触，李克农也几次同他密晤深谈。时间稍久，莫雄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情况反映到中共中央，周恩来、李立三经过研究，指示李克农劝说这位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还是暂时不加入中共为宜，这对党的事业更为有利，莫雄表示理解。
1934年1 月，莫雄从上海来到江西南昌找昔日同乡好友薛岳，此时身任江西“剿共”第二路军总指挥的薛岳，热情地留莫雄住下。一天上午，莫雄在“百花洲”花园闲逛，一辆豪华小车在他身边停住，从车内走出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向莫雄热情地打起招呼。莫雄他乡遇好友，自然高兴，由杨永泰接到行营司令部，与陈布雷、罗君强等人进餐，饭后，杨永泰又盛情挽留莫雄，安排在一楼的舒适住房住下来。
杨永泰是蒋介石的心腹幕僚，他对莫雄如此热情，意在把过去曾与蒋介石关系要好的莫雄揽在自己的关系网内。不久，杨永泰对莫雄说：“根据剿共的需要，蒋委员长拟在江西实行专员制度，把赣省划成几个行政区。其中的赣北第四行政区，还不曾委任专员兼保安司令，你去干怎么样？”莫雄一听，一面委婉谢辞，一面询问情况。杨永泰未听完就说：“莫兄不要推辞了，这一职位要有任过师长以上的将官才够资格，你去是合适的。”
杨永泰在请示蒋介石之后，很快以“南昌行营”的名义，任命莫雄为江西赣北第四区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将两张委任状和3000大洋开办费的支票交到莫雄手上。莫雄自然想到了共产党，他想自己过去答应帮共产党办事，这是一个绝好机会，能在这个位置上助共产党一臂之力。他决定即赴上海，找中共的地下组织商议此事。莫雄对杨永泰说，自己在江西无部下、无熟人，要支撑起赣北行政专署及保安司令部，得去上海招贤纳士，杨认为有理，一口应允，嘱其早去早回。
莫雄到达上海，找到了昔日相熟的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等中共朋友，向他们说明了来意，诚恳邀请中共派人随他去江西。严希纯、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等立即把情况反映到留守在沪的地下党组织——中共特科。特科负责人考虑到党的临时中央机关在江西苏区，蒋介石正以150万大军“围剿”红军，能够在这种时候打入“南昌行营”是很有利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良机，于是决定由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等十余人随莫雄去江西。莫雄领着一班“袍泽旧部”回到南昌，经过一番筹备， 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保安司令部于1934年3月底建立，该行署管辖德安、九江、星子、瑞昌、彭泽、都昌、湖口等十余县，为江西北部的重要防区。随莫雄从上海来的十几个共产党员，多数安排在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任职，还有几个通过杨永泰的关系，安插进了“南昌行营”担任文职人员。时隔不久，由康泽负责的一个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在南昌开办，莫雄得知后利用关系，将身边的3名共产党员打入进去。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白皮红心的莫雄，竟然将共产党的耳目安插到了蒋介石的身边，成了一颗威力不小的定时炸弹。
蒋介石的“铁桶计划”
1934年7、8月间，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在根本不懂中国游击战略、只在德国慕尼黑打过巷战的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下，红军与强敌大打阵地战，以堡垒对堡垒，结果在战争中节节失利，折损惨重。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地就构筑碉堡，稳步推进。敌人在占领广昌、建宁、连城等地，打开了中央苏区的四面门户之后，以60万精锐部队分为六路向苏区的腹地纵深渐渐合围。
就在红军也以“六路分兵”的部署与强敌正面血战的时候，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是一次部署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重大军事行动会议，有近200名军政官员参加，除各路部队师以上的指挥官，地方官员都是江西、湖北、湖南、福建等省的省主席或相关地域的专员、保安司令。会议在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德国人赛克特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铁桶计划”的战略方案。该计划的要点是，确定以“赤区”红都瑞金为最终目标，各路部队在指定时间、指定战区内，从四面八方合拢推进，形成对瑞金的大包围圈。各路部队按照编号划分的区段，布设二米高的铁丝网，沿路构筑碉堡工事，并设置鹿砦、拒马，埋设地雷。各个师按统一规划设立粮屯、弹药仓库、战时医院以及有线电话网、物资中转站。待包围圈形成并完成上述项目后，各部队每天向前推进10里。每进10里，后继部队便拉上一道铁丝网，构筑一道以碉堡为主的工事火力网，计划在1个月内，前锋部队逼近瑞金城下。届时，将在瑞金的四周竖起30重铁丝网，30层火力封锁线。为防止红军突围，计划配备1000辆美国十轮军用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予以及时拦截。
作为“铁桶计划”的前奏，在大包围圈尚未形成之前，仍以12个师的兵力，在苏区的四周抢占地盘，与红军纠缠，借以迷惑红军，争取时间。待整个包围圈完成，这12个师即撤出，然后断绝除军事需要以外的交通、通讯，断绝一切物资来往，封闭“赤区”的所有讯息。在此基础上，各路部队共150万大军，全盘启动“铁桶计划”，一举围歼中央红军。
庐山军事会议开了3天，第三天下午，蒋介石致闭幕词，他以胜券在握的语气，挥臂叫嚣：“剿共大业毕其功于一役，各方军政首长当不遗余力，坚决执行作战计划，奋勇进击，一举剿绝赤区匪党，永宁华夏！”会场上的军政大员受其鼓舞，纷纷摩拳擦掌，表示要用赛克特的“铁桶计划”围住红军，予以全歼。
这次会议的文件有厚厚的一大叠，除了各路部队实施包围地段的详细地图、具体指示条文，还有各种表格、计划书等，包括碉堡结构的几种图纸以及根据蒋介石“训示”编成的小册子，每份文件、图表的封面上，都印有“绝密”字样。每个领取文件的官员，都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手续十分严格，规定日后上交销号。 项与年冒死传递绝密情报
使蒋介石、赛克特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庐山军事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这些一、二斤重的“铁桶计划”全部文件，就落到了共产党员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等人手上，当然，这些文件是莫雄交给他们的。
莫雄在回忆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又布置周密并已着手实施的军事计划！这与之前的四次‘围剿’不可同日而语。若是此计划得以实现，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我想起了前两个月的一件事：我在德安看到大量铁丝网运到，友邻部队及我的保安部队，其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数十辆美国大型军用卡车也开到了，我怀疑将会有一次大的行动。于是，我向一个曾在我部下任过连长，现已是南昌行营少将军械处长的李英豪打听虚实。他用诡秘而又肯定的语气对我说，这次围剿不同以往，有颜色给红军看的，定然会致红军于死地！”
莫雄心里十分不安，同时他清楚地想到：如果自己能够为共产党做一些事，能够对江西苏区的红军有所帮助的话，惟有赶紧地、毫不迟疑地把“铁桶计划”交给刘哑佛、项与年他们。因为他知道第四专署内的共产党组织是秘密地接受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莫雄打定主意甘冒杀头毁家之险，要把这套绝密情报交到共产党手上。庐山会议结束后，莫雄带上大公文包匆匆下山，理由是“出来几天了，防区内的军事防务要紧”。
莫雄回忆说：“我踏进第四专署保安司令部的时候，已是掌灯时分。我也顾不上吃饭，马上吩咐左右将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三人即刻唤到我的办公室。待他们到后，我亲自关上门，将从庐山带回来的所有文件从公文包中取出，让他们细看。”三个共产党员速度很快地看着这些文件，“每个人的脸色随之而变”。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大致看完，互相交换了眼色，刘哑佛首先向莫雄问道：“大哥，你说怎么办？”莫雄听后不加思索地回道：“还有怎么办的？事情这么危急，你们马上去报告呀！这里离瑞金不是太远，把情报抄下来送过去。其余的就是天大的事，由我承担就是了！”三人听了，都感动地点头，刘哑佛以沉缓的声音庄重地说：“莫大哥，我们代表党感谢你！”莫雄听后把手一挥，说道：“唉，还说什么谢的话，你们赶紧行动吧。”
刘哑佛等三名共产党员，从看到这些文件的第一页起，就意识到这一绝密军情对于中央苏区安危的重要性，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情报送到中央苏区去，交给临时党中央，让中央及时掌握情况。这些都是隐秘战线高手的共产党员，马上用从上海带来的特种药水，三人同时动手，将各份文件的要点，如敌军的兵力配备、部队推进的计划、火力网设置点、后勤机构设置要点等等，一一秘密写到4本买来的学生字典上，三人忙到天亮，才把“铁桶计划”的全套文件抄写完毕。
在讨论怎样把情报送到中央苏区时，项与年自告奋勇地说：“由我去！中央苏区和临界的那些地方多数是客籍人，我会讲客家话，我去合适些。”刘哑佛与卢志英听后觉得只有这样。项与年选择了一条由德安抵达瑞金的最佳路线：由南昌抵吉安，再经泰和进入兴国，横插于都，直趋瑞金。
10月1日，项与年从德安乘火车到达南昌，换乘汽车经吉安到泰和，打算从泰和的沙村、老营盘进入兴国。开始还算顺利，但进入山岭重叠的老营盘“赤区”边缘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通往兴国的每一条大路、小道，都布有敌军的哨卡，他们严格盘查过往行人，发现可疑者便抓起来，每个大小村庄都驻有敌军。为避开大路上敌人的哨卡，扮成教书先生的项与年，拣山野小路走，有时从没路的丛林中穿过去。晚上，他不能找人家落脚，只能宿在山上。至于吃食，只有到僻静的农户家购买干粮。时年38岁的项与年，虽然体质强健，但经过连日劳累奔波，没吃过一餐正经饭菜，没睡过一晚好觉，体力消耗很大，感到十分疲惫，他以坚强的毅力坚持着，艰难地朝前赶路。
就在项与年通过老营盘，进入兴国境内临近茶园村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封锁得更严，每隔几里就有哨卡，路上竖着密密麻麻的铁丝网，村头筑起了高高的碉堡，上面有人瞭望放哨。正常的青壮年很难过卡，大多被当成“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经过反复思考后，钻回山林，用石块敲掉了自己的4颗门牙，口里血流不止，他痛得难以忍受，在地上不停地打滚，接着，又狠力揪自己的头发。第二天，项与年脸色苍白，口腔发炎，两腮肿胀，整个面部严重变形，他的衣衫被荆棘撕扯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形象吓人的叫花子。他把4本字典撕去封面、封底，减小体积，藏在污秽的讨米带里，无精打采地朝哨卡走去，就这样，项与年混过了敌军的层层哨卡。
4天后，项与年从老营盘经兴国、于都，于10月7日下午到达瑞金，在沙洲坝临时中央机关驻地，见到了周恩来、博古、刘伯承、聂荣臻等人，并把4本字典交到周恩来手上。周恩来听了项与年的汇报，深为感动，吩咐人好好关照历经千辛万苦的项与年，同时，指示红军总参谋部作战处连夜复写字典上的图表文字。
“三人团”决定提前突围
就在红军总参谋部的参谋们将“铁桶计划”要点复原出来的这一天，中革军委接到从前线发来的战讯：10月4日晚，敌陈诚第八纵队前锋两个团，已推进到兴国的高兴圩5里处，正在修筑碉堡，布置铁丝网和拒马障碍；薛岳第六纵队的两个团，占据了古龙冈，以同样稳扎稳打的战术步步向前进逼；在石城方面，守卫阵地的红军也发来了难以抵挡敌人凌厉攻势的告急电报……
各地的战况表明，敌人正在按“铁桶计划”向中央苏区的纵深推进。而红军在李德脱离实际、光凭草制地图和计算尺的瞎指挥下，所谓的六路分兵抵御，一路也没有取胜，一路也难以抵住，各个战场频频告急，中央苏区处在强敌环伺的危境之中。
临时中央的“最高三人团”感到焦急不安了！
中央“最高三人团”是1934年6月下旬成立的。6月25日，一道电波载着共产国际的指示，从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传到了瑞金。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亲自对照密码翻译出电文。电文中有这样的指令：“……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至于谈到苏区主力退出的事，这惟一的指示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中，即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博古对电报细看了两遍，心里这样认为：共产国际已原则上同意“主力退出”，但并无时间上的规定，而且训示说“不要惊慌失措”。因此，博古决计对这一电报秘而不宣，连中央书记处的成员都不予告知，只让洋顾问李德掌握情况。博古又想到，就中央书记处而言，由于种种的潜在矛盾，很多的情况叫他放心不下。博古思来想去，决意成立一个能够快速运转又充分体现自己意图的最高三人团，这个“三人团”当然由他在政治上作出总的决策，由李德负责军事上的指挥，再由另一个负责对两方面决策、计划的执行。而博古对“这个人”是谁，经过了几天的考虑，在脑子里先后对洛甫（即张闻天）、项英、王稼祥，甚至还有朱德、任弼时等人作了筛选，最终一一排除，而把目光锁定在周恩来身上。6月下旬的一天，博古在瑞金沙洲坝的下肖村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就在会议上诞生了。 最高“三人团”在传阅了药水显现抄录下来的“铁桶计划”要点后，深感中央根据地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若不断然采取措施，再有十天半月，就会完全被敌人围困得难以脱身。李德和博古意识到必须赶紧突围，周恩来也赞成赶在敌人的核心包围圈还未合拢之前，突围跳出“铁桶”。
“三人团”最初的设想是到湘鄂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开创新的根据地，并没有后来长征走那么远的打算。内心已经乱了方寸的李德荒谬地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因此，最初确定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决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都没有提出来讨论。绝大部分的高级军政领导，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刘伯承、刘少奇等人，在10月9日之前均蒙在鼓里，一无所知。“三人团”考虑到为应付仓促突围的凌乱局面，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项英任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贺昌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由他们指挥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及少数部队，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决定仓促下达之后，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然而红军为什么要走？到底突围向何方？大家却不甚明了。
蒋介石在庐山制定“铁桶计划”后仅仅半个来月，中央红军突然实行战略大转移，紧急集结在于都县境内的中央红军主力8.7万余人，于16日至18日，分别在于都的4处渡口过河，踏上了突围西征之路。这是一次搬家式的大突围，野战军除5个军团7万余人外，还另有一支多达1.5万人的机关队伍和后勤挑运人员。什么都舍不得丢掉，什么都要带上，连石印机、X光机、电台发电机、军工车床，包括印刷好的宣传品都要带走，各种民夫、挑夫超过了5000人。
10月26日，即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向苏区纵深推进的国民党军队，占据了宁都、长汀等地。11月上旬，敌军的前锋推进到瑞金城下，直到这时，敌人才得知红军主力已经突围西去。消息报到蒋介石那里，蒋气得七窍生烟，大骂是谁泄露了“铁桶计划”，致使红军提早突围，他旋即乘飞机赶到南昌，连夜在行营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如何急调南北大军，对西征的红军实行围追堵截。
蒋介石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破桶。莫雄冒杀身毁家之险，项与年历尽艰难险境，将“铁桶计划”送到中央苏区，使红军抢在敌人的核心包围圈合拢之前，撤出了危机四伏的险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有功之臣。1956年国庆前夕，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副总参谋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上将，派人专程飞赴广州、福州，将莫雄、项与年二人分别接到北京，安排他俩登上天安门出席国庆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莫雄和项与年见到了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特地来到两人面前，与之热情握手、叙话。之后，李克农代表中央军委设宴款待莫雄和项与年，并派人陪同他俩游览故宫、颐和园等名胜。不久，叶剑英元帅也专门宴请了他俩，在宴席的谈笑之中，叶帅讲到了“铁桶计划”，赞扬了莫雄和项与年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