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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前，法律仍然把经济学的应用限制在反垄断法、税收和货币赔偿的决定等领域。这种有限的相互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律的经济分析开始扩展到更传统的领域，如财产、合同、侵权、刑法等。法经济学恪守“理性人”信念，把主体描绘成效益最大化追求者，在此前提下，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各种法律制度及其效果。法经济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效益”。在它看来，所有的法律活动和全部法律制度，说到底。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因此，一切法律制度的设定都必须有利于效益最大化，任何不符合效益最大化要求的法律制度都是有待改进的。
一、侵权法的经济本质
根据传统的侵权法理论，侵权法具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对施害人的处罚；二是对受害人的补偿。今天看起来，这只是一种十分平常的法律知识和观念。不过，将所受到的伤害以及由此造成的伤痛与愤怒情绪发泄在某种制度或机制之中，而不是直接施之于施害人身上，还是需要极大克制力的。这大约是人类从追求生物的快感到寻找精神抚慰的端绪，也是人类从蒙昧冲动走向文明社会制度建构的开始。
对于一些伤害。事实上，由于交易成本过高，以致当事双方无法共同合作。例如，让每一个司机与其他司机就如何分担未来意外事故的成本而谈判并达成一致意见是不可能的，让每一个司机与每个可能会被车撞到的过路人缔结合约也是不可能的。司机们无法就实施社会有效看护而达成一致的私人协议。
对其他种类的交易谈判，绝对成本是低的，但相对成本是高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现举一例来说明：三个猎手去树林中打野鸡。他们四处散开，相距25公尺左右，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这时中间的猎手惊飞了一只鸟，那鸟扑打着翅膀朝天上飞。在两侧的猎手转向中间，朝着那只鸟开了枪。鸟逃脱了，但中间的那个猎手被枪打瞎了眼睛。在打猎之前，他们可以谈判就分担意外事故的成本达成一致意见，然而，谈判成本(包括由此产生的不愉快气氛)相对于发生意外的微小可能性而言是高昂的。当昂贵的交易谈判成本使得交易变得不可能时，财产法和合同法的脱节是必然存在的。
科斯定理将所有的交易谈判阻碍都看作“交易成本”，包括交易谈判成本、情绪、信息独占以及战略需要。我们可以应用这些想法来解释合同法和侵权法的界限。合同关注于那些能以相对低的交易成本达成私人协议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侵权法则关注于那些为达成私人协议要付出相对高的交易成本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学家用外部效应来描述这种存在于私人协议外部的损害，侵权责任的经济目的是促使施害人将这些成本内部化。侵权法通过要求施害人向受害人予以赔偿来内部化成本，当潜在的施害人内部化由其自身导致的损害成本时，便会刺激他们在一个有效的水平上为安全性进行投资。侵权法的经济本质便是，以侵权责任来将由高昂的交易谈判成本所导致的外部效应内部化。
二、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经济分析
综观侵权法的发展史，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19世纪以前，主要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从19世纪早期开始。过错责任原则开始取代严格责任原则而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以后，严格责任原则又得以复兴，适用范围逐渐扩大。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施害人的行为要构成侵权行为。施害人必须主观上有过错：受害人要从施害人那里获得赔偿，必须证明施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因此，如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准确认定施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将是至关重要的。而过错是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必须为它设定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侵权法理论认为，这个标准就是“理性人”的行为标准，即“理性人”在相同情况下应该达到的谨慎程度。不过，所谓“理性人的谨慎程度”仍然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要通过立法，对每一种行为的理性注意标准做出准确的描述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只能把这一标准的界定权交给司法工作人员，由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和普遍的价值观念去确定。因此，传统侵权法理论在如何判定施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没能给人们提供一种客观的、易于观察的衡量标准。
另外，根据传统侵权法的观点，首先是确认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民事侵权责任的要件。如施害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其对受害人的未尽义务、损害事实和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而，界定施害人应当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但是，法经济学认为，上述逻辑仅是一种单向思维模式。根据法经济学的观点，应对施害人和受害人在侵权行为发生过程中各自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以确定如何以最低成本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以效益最大化原则确认施害人的侵权责任和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法经济学的理论奠基人科斯在他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明确指出：在解决工厂(甲)排放烟尘对邻近居民(乙)产生有害影响这类问题上，“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就是说，应该以社会成本最小化为出发点，来求得问题的效益解决。从而避免无效益的侵权。
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如何衡量施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的标准，美国联邦第二巡回区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勒尼德，汉德已提出了经济学上的标准。1947年，汉德法官在审理“美利坚合众国诉卡罗尔拖轮公司案”中，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PL。其含义是：假设损害发生的概率为P，损害为L避免损害的成本为B。那么，如果B小于P与L的乘积，则施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反之，施害人主观上就没有过错。在这个公式中，B代表施害人为避免事故发生而付出的预防成本，P与L的乘积代表施害人采取预防措施所能避免的损失，这可以看作是预防的收益。因此，汉德公式认定，如果施害人能以较低的预防成本取得较高的预防收益，而他竟然没有采取这种预防措施，则其主观上有过错。从另一角度分析，汉德公式中的B可以看作是制止施害人施害而给施害人造成的损失：P与L的乘积则可以看作是允许施害人施害而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因此,B＜PL意味着制止施害人施害而给施害人造成的损失比允许施害人施害而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小，在此情况下，认定施害人主观上有过错，责令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与科斯主张的“社会成本最小化”理论完全一致。
美国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波斯纳对汉德公式作了重要修正。他认为，人们习惯于从预防事故的总成本和总收益角度来运用汉德公式，这样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并不正确，而应该从预防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角度来理解汉德公式。预防的边际成本指行为人追加一个单位的预防措施而付出的成本，预防的边际收益指行为人追加一个单位的预防措施而产生的收益。举例来说，假设某种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为0.001，事故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失为25000美元，采取预防措施彻底消除该事故的成本为50美元。这样。B为50美元，PL为25美元(25000美元×0.001)，。由于B＞PL，因此，不预防该事故并不构成过错。但是，假设行为人花10美元采取部分预防措施，可使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降低50％。用B′代表预防的边际成本，P′代表追加一个单位预防措施后事故发生概率下降的幅度，这样。预防的边际成本B′为10美元，边际收益P′L为12.5美元(25000美元×0.001×50％)，由于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因此，不采取这部分预防措施构成过错。不难看出，波斯纳对汉德公式的修正，同样是以“社会成本最小化”为出发点的。依据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原理，随着行为人追加的预防措施不断增加，预防的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因而。必然存在这样一个预防点。在该点上。预防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B′=P′L。这一点代表着行为人的最佳预防水平。如果行为人的实际预防水平没有达到这一点，即B′＜P′L表明行为人没有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其主观上有过错：如果行为人的实际预防水平超过这一点，即B′＞P＇L，表明行为人采取了过度的预防措施，从社会成本角度看。这也是不经济的。可见，经波斯纳修正后的汉德公式，为侵权法衡量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提供了一个标准，即如果行为人预防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则其主观上有过错；反之，则没有过错。尽管要准确地测定预防某种事故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这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由此可以看出，对侵权法的经济分析是从效益极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基于整个社会的抽象的公平正义来分析。其目标是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来预测法律制裁对行为的效应。正如波斯纳所说：“法律是一种关于大量的风俗习惯和重要性的社会制度。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它不应当服从于科学的研究。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发达的，而法律制度和经济学家们所成功研究过的制度有许多相似和重叠的地方。”经济学为我们研究法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方法，并将法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一、侵权法的经济本质
根据传统的侵权法理论，侵权法具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对施害人的处罚；二是对受害人的补偿。今天看起来，这只是一种十分平常的法律知识和观念。不过，将所受到的伤害以及由此造成的伤痛与愤怒情绪发泄在某种制度或机制之中，而不是直接施之于施害人身上，还是需要极大克制力的。这大约是人类从追求生物的快感到寻找精神抚慰的端绪，也是人类从蒙昧冲动走向文明社会制度建构的开始。
对于一些伤害。事实上，由于交易成本过高，以致当事双方无法共同合作。例如，让每一个司机与其他司机就如何分担未来意外事故的成本而谈判并达成一致意见是不可能的，让每一个司机与每个可能会被车撞到的过路人缔结合约也是不可能的。司机们无法就实施社会有效看护而达成一致的私人协议。
对其他种类的交易谈判，绝对成本是低的，但相对成本是高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现举一例来说明：三个猎手去树林中打野鸡。他们四处散开，相距25公尺左右，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这时中间的猎手惊飞了一只鸟，那鸟扑打着翅膀朝天上飞。在两侧的猎手转向中间，朝着那只鸟开了枪。鸟逃脱了，但中间的那个猎手被枪打瞎了眼睛。在打猎之前，他们可以谈判就分担意外事故的成本达成一致意见，然而，谈判成本(包括由此产生的不愉快气氛)相对于发生意外的微小可能性而言是高昂的。当昂贵的交易谈判成本使得交易变得不可能时，财产法和合同法的脱节是必然存在的。
科斯定理将所有的交易谈判阻碍都看作“交易成本”，包括交易谈判成本、情绪、信息独占以及战略需要。我们可以应用这些想法来解释合同法和侵权法的界限。合同关注于那些能以相对低的交易成本达成私人协议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侵权法则关注于那些为达成私人协议要付出相对高的交易成本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学家用外部效应来描述这种存在于私人协议外部的损害，侵权责任的经济目的是促使施害人将这些成本内部化。侵权法通过要求施害人向受害人予以赔偿来内部化成本，当潜在的施害人内部化由其自身导致的损害成本时，便会刺激他们在一个有效的水平上为安全性进行投资。侵权法的经济本质便是，以侵权责任来将由高昂的交易谈判成本所导致的外部效应内部化。
二、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经济分析
综观侵权法的发展史，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19世纪以前，主要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从19世纪早期开始。过错责任原则开始取代严格责任原则而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以后，严格责任原则又得以复兴，适用范围逐渐扩大。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施害人的行为要构成侵权行为。施害人必须主观上有过错：受害人要从施害人那里获得赔偿，必须证明施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因此，如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准确认定施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将是至关重要的。而过错是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必须为它设定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侵权法理论认为，这个标准就是“理性人”的行为标准，即“理性人”在相同情况下应该达到的谨慎程度。不过，所谓“理性人的谨慎程度”仍然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要通过立法，对每一种行为的理性注意标准做出准确的描述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只能把这一标准的界定权交给司法工作人员，由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和普遍的价值观念去确定。因此，传统侵权法理论在如何判定施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没能给人们提供一种客观的、易于观察的衡量标准。
另外，根据传统侵权法的观点，首先是确认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民事侵权责任的要件。如施害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其对受害人的未尽义务、损害事实和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而，界定施害人应当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但是，法经济学认为，上述逻辑仅是一种单向思维模式。根据法经济学的观点，应对施害人和受害人在侵权行为发生过程中各自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以确定如何以最低成本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以效益最大化原则确认施害人的侵权责任和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法经济学的理论奠基人科斯在他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明确指出：在解决工厂(甲)排放烟尘对邻近居民(乙)产生有害影响这类问题上，“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就是说，应该以社会成本最小化为出发点，来求得问题的效益解决。从而避免无效益的侵权。
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如何衡量施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的标准，美国联邦第二巡回区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勒尼德，汉德已提出了经济学上的标准。1947年，汉德法官在审理“美利坚合众国诉卡罗尔拖轮公司案”中，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PL。其含义是：假设损害发生的概率为P，损害为L避免损害的成本为B。那么，如果B小于P与L的乘积，则施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反之，施害人主观上就没有过错。在这个公式中，B代表施害人为避免事故发生而付出的预防成本，P与L的乘积代表施害人采取预防措施所能避免的损失，这可以看作是预防的收益。因此，汉德公式认定，如果施害人能以较低的预防成本取得较高的预防收益，而他竟然没有采取这种预防措施，则其主观上有过错。从另一角度分析，汉德公式中的B可以看作是制止施害人施害而给施害人造成的损失：P与L的乘积则可以看作是允许施害人施害而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因此,B＜PL意味着制止施害人施害而给施害人造成的损失比允许施害人施害而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小，在此情况下，认定施害人主观上有过错，责令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与科斯主张的“社会成本最小化”理论完全一致。
美国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波斯纳对汉德公式作了重要修正。他认为，人们习惯于从预防事故的总成本和总收益角度来运用汉德公式，这样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并不正确，而应该从预防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角度来理解汉德公式。预防的边际成本指行为人追加一个单位的预防措施而付出的成本，预防的边际收益指行为人追加一个单位的预防措施而产生的收益。举例来说，假设某种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为0.001，事故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失为25000美元，采取预防措施彻底消除该事故的成本为50美元。这样。B为50美元，PL为25美元(25000美元×0.001)，。由于B＞PL，因此，不预防该事故并不构成过错。但是，假设行为人花10美元采取部分预防措施，可使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降低50％。用B′代表预防的边际成本，P′代表追加一个单位预防措施后事故发生概率下降的幅度，这样。预防的边际成本B′为10美元，边际收益P′L为12.5美元(25000美元×0.001×50％)，由于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因此，不采取这部分预防措施构成过错。不难看出，波斯纳对汉德公式的修正，同样是以“社会成本最小化”为出发点的。依据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原理，随着行为人追加的预防措施不断增加，预防的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因而。必然存在这样一个预防点。在该点上。预防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B′=P′L。这一点代表着行为人的最佳预防水平。如果行为人的实际预防水平没有达到这一点，即B′＜P′L表明行为人没有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其主观上有过错：如果行为人的实际预防水平超过这一点，即B′＞P＇L，表明行为人采取了过度的预防措施，从社会成本角度看。这也是不经济的。可见，经波斯纳修正后的汉德公式，为侵权法衡量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提供了一个标准，即如果行为人预防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则其主观上有过错；反之，则没有过错。尽管要准确地测定预防某种事故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这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由此可以看出，对侵权法的经济分析是从效益极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基于整个社会的抽象的公平正义来分析。其目标是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来预测法律制裁对行为的效应。正如波斯纳所说：“法律是一种关于大量的风俗习惯和重要性的社会制度。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它不应当服从于科学的研究。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发达的，而法律制度和经济学家们所成功研究过的制度有许多相似和重叠的地方。”经济学为我们研究法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方法，并将法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