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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中南半岛，久已习惯了黑暗海洋的中国海盗云集到越南阮氏西山政权麾下，摇身一变成为越南“海军”。大清朝并没有将势力强大、不怕牺牲的大清海盗们利用起来，作为开拓万里波涛的先驱，反而是越南人利用了这些对官方的认可有着强烈饥渴的海盗……
安南不安
大清乾隆53年（公元1788年）深秋，中越边境，镇南关。旌旗猎猎、画角阵阵，铠甲鲜明的大队清军在两广总督孙士毅率领下，挥军安南（越南）。
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应藩属国安南流亡国王、黎朝末代皇帝黎维祁之请，前往镇压“反叛”，期望恢复被西山军推翻的黎氏政权。与此同时，更早前被西山军赶下了大海的南方另一割据势力阮王阮福映，也在泰国人和法国人的共同武装下卷土重来。狭小的越南半岛上，“三国演义”从本土版升级为国际版。（后文中南方阮氏称南越政权或南军，西山阮氏称西山政权或西山军，以示区分。）
新生的西山政权南北受敌，危急之下，他们将名不见经传的大清海盗们推上了历史的第一线：西山军中一名华人军官陈添保（Ch’en T’ien-pao）被册封为“总兵保德侯”，任务是迅速招募中国海盗，组建海军。
久已习惯了的黑暗海洋的中国海盗们越过大洋，迅速向越南集结，并最后形成了一支拥有数百多艘战船、5～7万人的强大舰队。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中南半岛，大清海盗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登上了国际大舞台。
两百多年来，这块名叫“安南”的土地，从来就没有安宁过，不停地轮番上演着朝代更替的游戏：权臣们不断地推翻自己的主子，另立王朝，而后又被自己的权臣所推翻。其情形十分类似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而其复杂程度，令任何一本想清楚描绘此段历史的史书，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线团。
在那些“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割据政权中，获得了宗主国中国册封的并不多。无论朱明还是满清，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的尴尬：刚为被册封的越南国王出头去讨伐“叛逆”，转眼又得知册封“叛逆”为王。当时，占据越南王位的是黎朝，其实际控制力只在越南北方地区。而且，在黎朝内部，国主暗弱无能，政权被“曹操”郑氏掌控。灵江以南，则被另一割据势力阮氏政权所控制，中国史书中一般称之为广南国，已历十代，类似于越南的“孙权”。这个南越“孙权”虽然也曾绕过中间的“曹操”，从海路遣使求封，但康熙皇帝还是拒绝了其要求。
虽然安南黎朝是代表越南的唯一合法政府，却是个暴戾的王朝，南方的阮氏也是半斤八两。两边内战频繁，民不聊生，越南半岛烽烟四起。这就是越南历史上的郑阮纷争时期（1533－1788年）。
十八世纪末，在南方阮氏“孙权”控制下的西山邑，阮家三兄弟揭竿而起，并迅速地在遍及全越南的各路起义军中，显露出了王者之相。
西山军虽然崛起于阡陌之中，却有着充沛的活力。无论在中国还是越南的现代史家口中，西山军均被推崇为“伟大的农民起义”。在大清军队南征“讨逆”之前，这支“义军”已席卷全越南，迅速将越南由郑阮纷争的南北朝局面转成了三国鼎立，再经过几年的南征和北伐，便将一个支离破碎了两百多年的国家金瓯一统。
“义军”的领袖阮文岳随后自立为“中央皇帝”，建立了西山政权，封其弟阮文惠为北平王，镇守顺化，另弟阮文吕为东定王，镇守嘉定。随后，阮文岳与阮文惠为权力大动干戈，“皮锅煮肉”（越南人猎获猎物，剥皮为锅，以煮其肉），没有实力的老三阮文吕作壁上观。最后，阮文岳拱手让出了皇帝的称号，自贬为王。在西山政权内讧时，流亡在大清的黎朝皇帝，和流亡在暹罗（泰国）的南越政权，都感到机会来了。
战争由此开端，在这场战争中，阮文惠以华制作，展示了他的雄才大略。
海盗从良
当陈添保驾驶着自己的小船，在广东廉州洋面上洒网捕鱼时，他绝对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青史留名的海盗领袖和越南侯爵。是一场台风改变了他的命运。1780年，他的水上之家被狂风吹到了越南海面，幸运的是，在小船破碎之前，他终于踏上了陆地。船没了，老家回不去了，他只好在越南安顿下来，做了一名小贩。
1783年，小贩陈添保被裹胁到西山农民起义军中，一家大小都被抓去，被迫参加了军队，他在西山军的战船上做了舵工。在战斗中，壮丁陈添保多次立下战功，传奇般地成为了西山军中的一名高级军官（总兵）。直到被阮文惠册封为侯爵，组建由大清海盗组成的海军。
西山军的序列中，其实很早就有了大清人的身影。在阮家兄弟刚刚开始开旗造反时，两名中国商人集亭和李才，就于1773年分别拉起了两支华人队伍，分别号称“忠义军”及“和义军”，加入到西山队伍中。这两支华人队伍一开始战果不断，但后来，“忠义军”战败四散，集亭跑回了中国，被两广总督处决。而“和义军”则卷进了西山军内部的路线斗争，全军在西贡遭到血腥的清洗，连带西贡城内的所有华人都被屠杀殆尽。
即使经历了这样的残酷迫害，华人还是前仆后继地涌到西山军的大旗下。在新晋侯爵陈添保的努力下，他的“海军”迅速获得了海盗们的6艘战船和200人马。阮文惠随后还将已有的16艘水师战船拨给他统一指挥。一批势力强大的中国海盗，纷纷加入了西山海军，其中的著名人物包括梁文庚（LiangWen-Keng）、樊文才（Fan Wen-ts’ai）、莫官扶（也作莫观扶MoKuan-fu）和郑七（ChingCh’i）。这些人分别被任命为“千总”、“总兵”、“指挥”，戴上了越南乌纱帽，成为穿制服的海盗。
这些著名的海盗首领，落草之前也和陈添保一样，本是大清的良民，过着安分守已的日子，但都被老海盗们裹胁着成为盗匪群中的新生力量。其中，莫官扶甚至都不是靠大海讨生活的渔民，而是在遂溪老家的山上砍柴时，被盗匪“掳捉入伙的”。
这些东一股、西一捻的小股海盗，在一个新政权的庇护下，结合成了一支有着严密组织的军队，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也令他们的组织结构、战斗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西山政权的豢养下，大清海盗从追求温饱、好逸恶劳的普通盗匪，升格为有着强大战斗力的政治武装团体。
临时招募的大清海盗，似乎并没有在对抗清军的战斗中发挥作用，至少在有关史料中没有发现明确的记载。
进入越南的清军人数并不多，据中国的史料记载，约在两万人左右。天朝上国的讨逆之师，一开始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就收复了黎城。乾隆皇帝相当清醒，认为越南不便“劳军远征”，令孙士毅“妥为安顿”后即刻“撤兵回朝”，同时教诲安南国王黎维祁要“加意自强振作，派士官兵民，将要隘处所，严密防堵”。显然，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惩罚性战役。
然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据魏源《圣武记》所载，孙士毅“贪俘阮（即阮文惠）为功，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士兵、义勇，悬军黎城月余。”
实施了战略撤退的阮文惠，“先正位号以系南北人心”，从大哥手中接过帝位，建元光中，史称光中皇帝。随即，他收拢各地部队，集中了多达8万人的优势兵力，一面预备与清军决战，一面向孙士毅“驰书请降，辞极卑屈”。
乾隆54年（公元1789年）正月初一，黎城清军“置酒张乐”，西山军趁夜发动了突袭，清军兵败如山倒，自相践踏，生还者竟只有一半。安南国王黎维祁也重新流亡到了广西桂林，孙士毅没有遵旨及时撤军，爵位、顶戴、花翎均被剥夺。此时，阮文惠的外敌就只有在法国人武装支持下的南越政权了，因大量大清海盗的加盟而日益强大的西山海军，便将成为南线作战的主力。
为了巩固北部安全，大获全胜的阮文惠向大清派出使臣，谢罪恳求，希望得到清廷册封，并将责任一股脑推给了下台的黎朝国王身上。乾隆皇帝便顺着台阶，册封阮文惠为安南国王。
雄才大略
阮文惠是越南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个商人出身的皇帝，有着远超过那狭小国土的野心。从历史碎片整合而看，阮文惠对中国海盗的招募，绝对不只是为了应对中国、法国等“列强”的临时措施，而是有着另一番深远的战略意图。
越南著名史学家陈重金的《越南史略》记载，阮文惠称帝后，曾想北征中国，其向中国求和及讨封，都只是韬光养晦，为了积蓄力量而已。当他将国内平息后，就开始日夜筹划进攻中国。诸如审核民丁实数等许多行政措施，都是为此进行的战略准备。哈佛大学的著名越南史及中国史专家、加拿大人吴才德教授（Prof.Alexander B.Woodside）研究认为，阮文惠为了挥兵，已经开始建造大型战舰，并将战象调往广州。越南史书《大南实录》则记载道，阮文惠与广西天地会颇有勾联，意不在小，只是他的战象部队还没到达中国，他就病故了。
美国学者穆黛安（Dian H.Murray）指出，阮文惠所提出的征服华南，重建百越国的政治理想，对海盗们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所谓的重建百越国，就意味着要将其北部边境扩张到浙江境内。
阮文惠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既与民休养，更积蓄力量。在军政情势都不稳定的同时，他试图用一种根基于汉字基础上、却用非汉字书写的“喃”语（Nom），来取代汉语成为官方语文。而被他所选中的中国海盗，也并非都是打家劫舍、急功近利的匪徒。根据日本学者铃木中正（JulioFirmino）的《黎朝后期越清关系史1682－1804年》记载，1809年时，有位海盗首领向葡萄牙人借兵，要求获得3－4艘军舰，开出的回报条件则是：在驱除鞑虏、推翻满清后，割两三个省份给葡萄牙人。自明末王直，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失败后，有政治抱负的“海盗”似乎从中国洋面上消失了，西山政权与大清海盗之间的“强强联合”，激发了潜藏在大清海盗心中的政治欲望。
成为西山军海军的大清海盗们，不仅为西山提供了海上军力，其自身也从西山政权那里学到了正规的军事组织方式和行动技能。以打家劫舍为目的小股海盗，会聚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庞大军事组织，开始建立相对复杂的指挥和后勤体系。在与南越海军的多次海战中，海盗们的军事技能也大为提升，懂得了许多战略战术，形成了特殊的海战指挥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在西山这个受到大清承认的“正规”政权支持下，海盗舰队的装备焕然一新，其武装攻击能力甚至远在清军的战船之上。
血海征战
主要由大清海盗组成的西山海军，首先要面对的是相当强大的南越海军。
曾经被西山军赶出了越南半岛的南越阮福映在一位法国传教士百多禄（Pigneau deBehaine）的协助下，派使者前往法国，拜见了法皇路易十六。随后，阮福映与法国缔结了《凡尔赛协议》，法国同意直接出动4艘战舰和一支1650人的军队，协助阮福映“复国”，而阮福映则将昆仑岛和会安海港全部割让给法国，同时允许法国在越南享有贸易垄断权，并且当法国在东方有战事时为其供给兵员和粮食。
条约墨迹未干，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本土一片混乱，《法越凡尔赛协议》被搁置。但百多禄在一些“目光远大”的法国商人支持下，在法国招募了雇佣军，购置了军舰和武器，前来协助南越阮氏政权。在法国人的训练下，南越军队战斗力大为提升。刚刚安抚了北方清廷的西山政权，和刚刚获得了高官厚禄的大清海盗舰队，便发现自己将要面对一支由欧洲人训练的新式军队。
在西山政权与南越政权的所有海战中，都有中国海盗的身影。在1792－1799年整整七年间，双方在季风的风向变换下，展开了拉锯战。南风起时，南越军队便在法国顾问的率领下，离开设在西贡的基地，从水陆两路进行北伐：而当风向转向后，西山军便大举反击，进行南征。拉锯的结果是南越军队略占上风，不断地向北蚕食。
1792年，西山政权“西王”阮文岳，率领一支新建的舰队停泊在归仁（Qui Nhon）的施耐（ThiNai）港，南军得讯后，两名法国军官率舰队进行了偷袭，西山军几乎全军覆没，其中就包括3艘中国海盗的战船。
这一年，阮文惠命令“海军”进军中国。100多艘战船编为3个舰队，到处抢劫，以便“征税”及“扩征”广东、福建和浙江，重新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中国海盗都将阮文惠称为“南大老板”。当年11月份，阮文惠病故，阮文惠年仅10岁的儿子继位，成为光瓒皇帝。
尽管西山政权内忧外患不断，但这里依然是唯一能给大清海盗提供庇护所和事业发展平台的地方。更多的海盗继续投奔而来，陈添保则在1795年再次提到提升，获得了都督的头衔。两年后，小皇帝赐给陈添保一柄短剑，并任命他为“统善艚道各支大总督”，正式成为西山政权的海军总司令兼海盗总头目。
1797年4月25日，南军组成一支近600艘战船的庞大舰队，进攻归仁，但中途折向岘港（Tourane），双方多次交锋。6月份，西山海盗舰队大败，陈观祥（陈添保的养子）、郑亚保和总金等人被俘。7月份，刚成为西山海军总司令的陈添保带队反击，大获全胜。
1799年，南军发动顺化战役，西山海盗舰队的樊文才迎战，激战后兵败。南军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攻克归仁，改名为平定。这一战役极大地打击了西山军的士气，海盗们开始大量叛逃。就在此时，百多禄病故，南军被迫撤离，留下一支舰队镇守施耐，西山政权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次年，西山海军再次反击施耐，试图夺回归仁（平定），参战的中国海盗战船多达100多艘。而得到了法国和暹罗支持的南军，则组建了更为庞大的舰队，共有1200艘战船，其中有欧洲战舰4艘、大型战船40艘、大划艇300多艘，动员士兵多达8万。这场规模洁大的战役持续了1年，西山海军最终惨败，海盗舰队损失惨重。
尽管西山军在内战战场上节节败退，但他们在中国华南地区的“征税”却相当成功。当时的华南遍地薪火，苗民、三合会、白莲教动乱不断，清廷即使派出了名将福康安南下讨伐，也难以奏效。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载道，西山军“师老财匾，乃招濒海亡命，资以兵船，诱以官爵，令劫内洋商舶以济兵饷，夏至秋归，踪迹飘忽，大为患地。继而内地土盗凤尾、水澳帮亦附之，遂深入闽浙，土盗倚夷艇为声势，而夷艇恃土盗为向导。三省洋面各数千里，我北则彼南，我南则彼北。”
如此拖延到了1796年，海盗们的行动实在是太过猖獗，清廷也截获了大量证据，直指越南官方幕后主导。乾隆皇帝龙颜大怒，要求西山政权立即采取行动，遏止海盗的活动。在大清的巨大压力下，西山政权不得不象征性地对海盗的大本营发动了几次攻击，烧毁了一些民房，镇压了一些不入流的小股海盗。但大清的官员们两个月后，就发现受到了越南人的糊弄。清廷忍无可忍，决心主动出击，变“海防”为“海战”，出海迎敌，并对抓获的海盗从严处置：对那些改换了辫子和服饰的中国海盗，一律凌迟处决：同样，即使海盗没有改辫换服，但是接受了越南人的官职，同样作为叛国者凌迟处死。
但清军水师的战斗力实在太弱，在多次损兵折将的围剿失败后，清廷只好换用另一传统招数：招安，给海盗们提供官职、现银。这一招十分管用，海盗们大量来降，但清廷痛苦地发现，当海盗成为最易发家致富的捷径后，海盗似乎越抚越多了。
日落西山
1801年2月21日，越南内战达到了顶峰。据参加南军作战的法国军官察格瑙（J.B.Chaigneau）记载，这一天，西山军和南军爆发了“交趾支那历史上所知的最为血腥的一战”。
在这次决战中，西山军伤亡高达5万多人，损失了绝大多数的船只和6000门火炮。著名的海盗首领莫官扶、樊文才和梁文庚都被南军俘虏。
6月15日，南军乘胜攻占顺化，小皇帝仓皇出逃到河内，中国海盗们也作鸟兽散。在西山海军总司令陈添保的竭力劝说下，躲回中国的郑七勉强来到了河内，并且带来了自己那支200艘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西山小皇帝大喜，给郑七封了个“大司马”的高级头衔。有意思的是，陈添保却率家属及30名随从“弃暗投明”，归顺了清廷。郑七率领他的舰队，向南军发动了最后一轮反攻。激战正酣时，一场怪异的东北风摧毁了不少海盗战船，郑七大败。随后，南军向河内发起总攻击，保卫该城市的海盗舰队，共有40艘战船，经过一周的抵抗，全军覆没。
阮福映那支由法国人训练的南军，抓住了光瓒皇帝，将他关在一个笼子里游街。并且随后将西山政权的残余皇族全部凌迟处死，阮文岳、阮文惠的尸身也被挖出来挫骨扬灰，其头骨还被“监禁”在专门的牢宠中。
同时，阮福映向大清国派出了朝贡使团，供品之一就是那三位海盗首领。阮福映的野心丝毫不亚于阮文惠，要求清廷同意其改国号为南越。清廷明确表示，绝对不同意其使用古老的百越国名“越”，嘉庆皇帝御笔一勾，将“南越”改为“越南”，表示其是在越地之地，试图以此警告阮福映不得觊觎中华大地。从此，“越南”便成为正式国名，阮福映也开创了越南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
河内陷落后6周，最后的海盗将军郑七被南军俘获后被斩首示众。郑七的堂弟郑一收拾了他的残部，并在他那出身娼寮的妻子石氏（郑一嫂）的协助下，不久后就建立起又一支更为强大的海盗舰队。
获得清廷册封的新任越南国王阮福映，下令对境内的中国海盗痛加剿除，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载道：阮福映“新受封，守朝廷约束，尽逐国内奸匪，由是艇贼无所巢穴。”其实，“艇贼”们只是在越南“无所巢穴”而已。经历了越战战火考验的大清海盗返回故土，从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组织能力和战斗力的海盗，继续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轮到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开始为他们大伤脑筋了。
清除了大清海盗的越南王南，实际上也清除了大清的影响力，由法国人取而代之。中法之间围绕着这块富庶的中华属地，展开了新一轮的角逐。
就在大清海盗活跃在越南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时，大英帝国的使者马嘎尔尼来到了北京城（1792年），希望能与伟大的东方帝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但这两个帝国都表现出了各自的偏执和自大，一方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另一方则坚持将磕头作为是对自己的侮辱。
那位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像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那样，将势力强大、不怕牺牲、而且对官方的认可有着强烈饥渴的大清海盗们利用起来，作为开拓万里波涛的先驱。与那些可以名留青史、被当作英雄的欧洲海盗们相比，这难道仅仅是大清海盗的悲剧宿命吗？
安南不安
大清乾隆53年（公元1788年）深秋，中越边境，镇南关。旌旗猎猎、画角阵阵，铠甲鲜明的大队清军在两广总督孙士毅率领下，挥军安南（越南）。
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应藩属国安南流亡国王、黎朝末代皇帝黎维祁之请，前往镇压“反叛”，期望恢复被西山军推翻的黎氏政权。与此同时，更早前被西山军赶下了大海的南方另一割据势力阮王阮福映，也在泰国人和法国人的共同武装下卷土重来。狭小的越南半岛上，“三国演义”从本土版升级为国际版。（后文中南方阮氏称南越政权或南军，西山阮氏称西山政权或西山军，以示区分。）
新生的西山政权南北受敌，危急之下，他们将名不见经传的大清海盗们推上了历史的第一线：西山军中一名华人军官陈添保（Ch’en T’ien-pao）被册封为“总兵保德侯”，任务是迅速招募中国海盗，组建海军。
久已习惯了的黑暗海洋的中国海盗们越过大洋，迅速向越南集结，并最后形成了一支拥有数百多艘战船、5～7万人的强大舰队。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中南半岛，大清海盗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登上了国际大舞台。
两百多年来，这块名叫“安南”的土地，从来就没有安宁过，不停地轮番上演着朝代更替的游戏：权臣们不断地推翻自己的主子，另立王朝，而后又被自己的权臣所推翻。其情形十分类似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而其复杂程度，令任何一本想清楚描绘此段历史的史书，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线团。
在那些“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割据政权中，获得了宗主国中国册封的并不多。无论朱明还是满清，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的尴尬：刚为被册封的越南国王出头去讨伐“叛逆”，转眼又得知册封“叛逆”为王。当时，占据越南王位的是黎朝，其实际控制力只在越南北方地区。而且，在黎朝内部，国主暗弱无能，政权被“曹操”郑氏掌控。灵江以南，则被另一割据势力阮氏政权所控制，中国史书中一般称之为广南国，已历十代，类似于越南的“孙权”。这个南越“孙权”虽然也曾绕过中间的“曹操”，从海路遣使求封，但康熙皇帝还是拒绝了其要求。
虽然安南黎朝是代表越南的唯一合法政府，却是个暴戾的王朝，南方的阮氏也是半斤八两。两边内战频繁，民不聊生，越南半岛烽烟四起。这就是越南历史上的郑阮纷争时期（1533－1788年）。
十八世纪末，在南方阮氏“孙权”控制下的西山邑，阮家三兄弟揭竿而起，并迅速地在遍及全越南的各路起义军中，显露出了王者之相。
西山军虽然崛起于阡陌之中，却有着充沛的活力。无论在中国还是越南的现代史家口中，西山军均被推崇为“伟大的农民起义”。在大清军队南征“讨逆”之前，这支“义军”已席卷全越南，迅速将越南由郑阮纷争的南北朝局面转成了三国鼎立，再经过几年的南征和北伐，便将一个支离破碎了两百多年的国家金瓯一统。
“义军”的领袖阮文岳随后自立为“中央皇帝”，建立了西山政权，封其弟阮文惠为北平王，镇守顺化，另弟阮文吕为东定王，镇守嘉定。随后，阮文岳与阮文惠为权力大动干戈，“皮锅煮肉”（越南人猎获猎物，剥皮为锅，以煮其肉），没有实力的老三阮文吕作壁上观。最后，阮文岳拱手让出了皇帝的称号，自贬为王。在西山政权内讧时，流亡在大清的黎朝皇帝，和流亡在暹罗（泰国）的南越政权，都感到机会来了。
战争由此开端，在这场战争中，阮文惠以华制作，展示了他的雄才大略。
海盗从良
当陈添保驾驶着自己的小船，在广东廉州洋面上洒网捕鱼时，他绝对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青史留名的海盗领袖和越南侯爵。是一场台风改变了他的命运。1780年，他的水上之家被狂风吹到了越南海面，幸运的是，在小船破碎之前，他终于踏上了陆地。船没了，老家回不去了，他只好在越南安顿下来，做了一名小贩。
1783年，小贩陈添保被裹胁到西山农民起义军中，一家大小都被抓去，被迫参加了军队，他在西山军的战船上做了舵工。在战斗中，壮丁陈添保多次立下战功，传奇般地成为了西山军中的一名高级军官（总兵）。直到被阮文惠册封为侯爵，组建由大清海盗组成的海军。
西山军的序列中，其实很早就有了大清人的身影。在阮家兄弟刚刚开始开旗造反时，两名中国商人集亭和李才，就于1773年分别拉起了两支华人队伍，分别号称“忠义军”及“和义军”，加入到西山队伍中。这两支华人队伍一开始战果不断，但后来，“忠义军”战败四散，集亭跑回了中国，被两广总督处决。而“和义军”则卷进了西山军内部的路线斗争，全军在西贡遭到血腥的清洗，连带西贡城内的所有华人都被屠杀殆尽。
即使经历了这样的残酷迫害，华人还是前仆后继地涌到西山军的大旗下。在新晋侯爵陈添保的努力下，他的“海军”迅速获得了海盗们的6艘战船和200人马。阮文惠随后还将已有的16艘水师战船拨给他统一指挥。一批势力强大的中国海盗，纷纷加入了西山海军，其中的著名人物包括梁文庚（LiangWen-Keng）、樊文才（Fan Wen-ts’ai）、莫官扶（也作莫观扶MoKuan-fu）和郑七（ChingCh’i）。这些人分别被任命为“千总”、“总兵”、“指挥”，戴上了越南乌纱帽，成为穿制服的海盗。
这些著名的海盗首领，落草之前也和陈添保一样，本是大清的良民，过着安分守已的日子，但都被老海盗们裹胁着成为盗匪群中的新生力量。其中，莫官扶甚至都不是靠大海讨生活的渔民，而是在遂溪老家的山上砍柴时，被盗匪“掳捉入伙的”。
这些东一股、西一捻的小股海盗，在一个新政权的庇护下，结合成了一支有着严密组织的军队，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也令他们的组织结构、战斗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西山政权的豢养下，大清海盗从追求温饱、好逸恶劳的普通盗匪，升格为有着强大战斗力的政治武装团体。
临时招募的大清海盗，似乎并没有在对抗清军的战斗中发挥作用，至少在有关史料中没有发现明确的记载。
进入越南的清军人数并不多，据中国的史料记载，约在两万人左右。天朝上国的讨逆之师，一开始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就收复了黎城。乾隆皇帝相当清醒，认为越南不便“劳军远征”，令孙士毅“妥为安顿”后即刻“撤兵回朝”，同时教诲安南国王黎维祁要“加意自强振作，派士官兵民，将要隘处所，严密防堵”。显然，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惩罚性战役。
然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据魏源《圣武记》所载，孙士毅“贪俘阮（即阮文惠）为功，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士兵、义勇，悬军黎城月余。”
实施了战略撤退的阮文惠，“先正位号以系南北人心”，从大哥手中接过帝位，建元光中，史称光中皇帝。随即，他收拢各地部队，集中了多达8万人的优势兵力，一面预备与清军决战，一面向孙士毅“驰书请降，辞极卑屈”。
乾隆54年（公元1789年）正月初一，黎城清军“置酒张乐”，西山军趁夜发动了突袭，清军兵败如山倒，自相践踏，生还者竟只有一半。安南国王黎维祁也重新流亡到了广西桂林，孙士毅没有遵旨及时撤军，爵位、顶戴、花翎均被剥夺。此时，阮文惠的外敌就只有在法国人武装支持下的南越政权了，因大量大清海盗的加盟而日益强大的西山海军，便将成为南线作战的主力。
为了巩固北部安全，大获全胜的阮文惠向大清派出使臣，谢罪恳求，希望得到清廷册封，并将责任一股脑推给了下台的黎朝国王身上。乾隆皇帝便顺着台阶，册封阮文惠为安南国王。
雄才大略
阮文惠是越南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个商人出身的皇帝，有着远超过那狭小国土的野心。从历史碎片整合而看，阮文惠对中国海盗的招募，绝对不只是为了应对中国、法国等“列强”的临时措施，而是有着另一番深远的战略意图。
越南著名史学家陈重金的《越南史略》记载，阮文惠称帝后，曾想北征中国，其向中国求和及讨封，都只是韬光养晦，为了积蓄力量而已。当他将国内平息后，就开始日夜筹划进攻中国。诸如审核民丁实数等许多行政措施，都是为此进行的战略准备。哈佛大学的著名越南史及中国史专家、加拿大人吴才德教授（Prof.Alexander B.Woodside）研究认为，阮文惠为了挥兵，已经开始建造大型战舰，并将战象调往广州。越南史书《大南实录》则记载道，阮文惠与广西天地会颇有勾联，意不在小，只是他的战象部队还没到达中国，他就病故了。
美国学者穆黛安（Dian H.Murray）指出，阮文惠所提出的征服华南，重建百越国的政治理想，对海盗们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所谓的重建百越国，就意味着要将其北部边境扩张到浙江境内。
阮文惠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既与民休养，更积蓄力量。在军政情势都不稳定的同时，他试图用一种根基于汉字基础上、却用非汉字书写的“喃”语（Nom），来取代汉语成为官方语文。而被他所选中的中国海盗，也并非都是打家劫舍、急功近利的匪徒。根据日本学者铃木中正（JulioFirmino）的《黎朝后期越清关系史1682－1804年》记载，1809年时，有位海盗首领向葡萄牙人借兵，要求获得3－4艘军舰，开出的回报条件则是：在驱除鞑虏、推翻满清后，割两三个省份给葡萄牙人。自明末王直，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失败后，有政治抱负的“海盗”似乎从中国洋面上消失了，西山政权与大清海盗之间的“强强联合”，激发了潜藏在大清海盗心中的政治欲望。
成为西山军海军的大清海盗们，不仅为西山提供了海上军力，其自身也从西山政权那里学到了正规的军事组织方式和行动技能。以打家劫舍为目的小股海盗，会聚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庞大军事组织，开始建立相对复杂的指挥和后勤体系。在与南越海军的多次海战中，海盗们的军事技能也大为提升，懂得了许多战略战术，形成了特殊的海战指挥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在西山这个受到大清承认的“正规”政权支持下，海盗舰队的装备焕然一新，其武装攻击能力甚至远在清军的战船之上。
血海征战
主要由大清海盗组成的西山海军，首先要面对的是相当强大的南越海军。
曾经被西山军赶出了越南半岛的南越阮福映在一位法国传教士百多禄（Pigneau deBehaine）的协助下，派使者前往法国，拜见了法皇路易十六。随后，阮福映与法国缔结了《凡尔赛协议》，法国同意直接出动4艘战舰和一支1650人的军队，协助阮福映“复国”，而阮福映则将昆仑岛和会安海港全部割让给法国，同时允许法国在越南享有贸易垄断权，并且当法国在东方有战事时为其供给兵员和粮食。
条约墨迹未干，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本土一片混乱，《法越凡尔赛协议》被搁置。但百多禄在一些“目光远大”的法国商人支持下，在法国招募了雇佣军，购置了军舰和武器，前来协助南越阮氏政权。在法国人的训练下，南越军队战斗力大为提升。刚刚安抚了北方清廷的西山政权，和刚刚获得了高官厚禄的大清海盗舰队，便发现自己将要面对一支由欧洲人训练的新式军队。
在西山政权与南越政权的所有海战中，都有中国海盗的身影。在1792－1799年整整七年间，双方在季风的风向变换下，展开了拉锯战。南风起时，南越军队便在法国顾问的率领下，离开设在西贡的基地，从水陆两路进行北伐：而当风向转向后，西山军便大举反击，进行南征。拉锯的结果是南越军队略占上风，不断地向北蚕食。
1792年，西山政权“西王”阮文岳，率领一支新建的舰队停泊在归仁（Qui Nhon）的施耐（ThiNai）港，南军得讯后，两名法国军官率舰队进行了偷袭，西山军几乎全军覆没，其中就包括3艘中国海盗的战船。
这一年，阮文惠命令“海军”进军中国。100多艘战船编为3个舰队，到处抢劫，以便“征税”及“扩征”广东、福建和浙江，重新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中国海盗都将阮文惠称为“南大老板”。当年11月份，阮文惠病故，阮文惠年仅10岁的儿子继位，成为光瓒皇帝。
尽管西山政权内忧外患不断，但这里依然是唯一能给大清海盗提供庇护所和事业发展平台的地方。更多的海盗继续投奔而来，陈添保则在1795年再次提到提升，获得了都督的头衔。两年后，小皇帝赐给陈添保一柄短剑，并任命他为“统善艚道各支大总督”，正式成为西山政权的海军总司令兼海盗总头目。
1797年4月25日，南军组成一支近600艘战船的庞大舰队，进攻归仁，但中途折向岘港（Tourane），双方多次交锋。6月份，西山海盗舰队大败，陈观祥（陈添保的养子）、郑亚保和总金等人被俘。7月份，刚成为西山海军总司令的陈添保带队反击，大获全胜。
1799年，南军发动顺化战役，西山海盗舰队的樊文才迎战，激战后兵败。南军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攻克归仁，改名为平定。这一战役极大地打击了西山军的士气，海盗们开始大量叛逃。就在此时，百多禄病故，南军被迫撤离，留下一支舰队镇守施耐，西山政权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次年，西山海军再次反击施耐，试图夺回归仁（平定），参战的中国海盗战船多达100多艘。而得到了法国和暹罗支持的南军，则组建了更为庞大的舰队，共有1200艘战船，其中有欧洲战舰4艘、大型战船40艘、大划艇300多艘，动员士兵多达8万。这场规模洁大的战役持续了1年，西山海军最终惨败，海盗舰队损失惨重。
尽管西山军在内战战场上节节败退，但他们在中国华南地区的“征税”却相当成功。当时的华南遍地薪火，苗民、三合会、白莲教动乱不断，清廷即使派出了名将福康安南下讨伐，也难以奏效。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载道，西山军“师老财匾，乃招濒海亡命，资以兵船，诱以官爵，令劫内洋商舶以济兵饷，夏至秋归，踪迹飘忽，大为患地。继而内地土盗凤尾、水澳帮亦附之，遂深入闽浙，土盗倚夷艇为声势，而夷艇恃土盗为向导。三省洋面各数千里，我北则彼南，我南则彼北。”
如此拖延到了1796年，海盗们的行动实在是太过猖獗，清廷也截获了大量证据，直指越南官方幕后主导。乾隆皇帝龙颜大怒，要求西山政权立即采取行动，遏止海盗的活动。在大清的巨大压力下，西山政权不得不象征性地对海盗的大本营发动了几次攻击，烧毁了一些民房，镇压了一些不入流的小股海盗。但大清的官员们两个月后，就发现受到了越南人的糊弄。清廷忍无可忍，决心主动出击，变“海防”为“海战”，出海迎敌，并对抓获的海盗从严处置：对那些改换了辫子和服饰的中国海盗，一律凌迟处决：同样，即使海盗没有改辫换服，但是接受了越南人的官职，同样作为叛国者凌迟处死。
但清军水师的战斗力实在太弱，在多次损兵折将的围剿失败后，清廷只好换用另一传统招数：招安，给海盗们提供官职、现银。这一招十分管用，海盗们大量来降，但清廷痛苦地发现，当海盗成为最易发家致富的捷径后，海盗似乎越抚越多了。
日落西山
1801年2月21日，越南内战达到了顶峰。据参加南军作战的法国军官察格瑙（J.B.Chaigneau）记载，这一天，西山军和南军爆发了“交趾支那历史上所知的最为血腥的一战”。
在这次决战中，西山军伤亡高达5万多人，损失了绝大多数的船只和6000门火炮。著名的海盗首领莫官扶、樊文才和梁文庚都被南军俘虏。
6月15日，南军乘胜攻占顺化，小皇帝仓皇出逃到河内，中国海盗们也作鸟兽散。在西山海军总司令陈添保的竭力劝说下，躲回中国的郑七勉强来到了河内，并且带来了自己那支200艘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西山小皇帝大喜，给郑七封了个“大司马”的高级头衔。有意思的是，陈添保却率家属及30名随从“弃暗投明”，归顺了清廷。郑七率领他的舰队，向南军发动了最后一轮反攻。激战正酣时，一场怪异的东北风摧毁了不少海盗战船，郑七大败。随后，南军向河内发起总攻击，保卫该城市的海盗舰队，共有40艘战船，经过一周的抵抗，全军覆没。
阮福映那支由法国人训练的南军，抓住了光瓒皇帝，将他关在一个笼子里游街。并且随后将西山政权的残余皇族全部凌迟处死，阮文岳、阮文惠的尸身也被挖出来挫骨扬灰，其头骨还被“监禁”在专门的牢宠中。
同时，阮福映向大清国派出了朝贡使团，供品之一就是那三位海盗首领。阮福映的野心丝毫不亚于阮文惠，要求清廷同意其改国号为南越。清廷明确表示，绝对不同意其使用古老的百越国名“越”，嘉庆皇帝御笔一勾，将“南越”改为“越南”，表示其是在越地之地，试图以此警告阮福映不得觊觎中华大地。从此，“越南”便成为正式国名，阮福映也开创了越南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
河内陷落后6周，最后的海盗将军郑七被南军俘获后被斩首示众。郑七的堂弟郑一收拾了他的残部，并在他那出身娼寮的妻子石氏（郑一嫂）的协助下，不久后就建立起又一支更为强大的海盗舰队。
获得清廷册封的新任越南国王阮福映，下令对境内的中国海盗痛加剿除，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载道：阮福映“新受封，守朝廷约束，尽逐国内奸匪，由是艇贼无所巢穴。”其实，“艇贼”们只是在越南“无所巢穴”而已。经历了越战战火考验的大清海盗返回故土，从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组织能力和战斗力的海盗，继续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轮到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开始为他们大伤脑筋了。
清除了大清海盗的越南王南，实际上也清除了大清的影响力，由法国人取而代之。中法之间围绕着这块富庶的中华属地，展开了新一轮的角逐。
就在大清海盗活跃在越南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时，大英帝国的使者马嘎尔尼来到了北京城（1792年），希望能与伟大的东方帝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但这两个帝国都表现出了各自的偏执和自大，一方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另一方则坚持将磕头作为是对自己的侮辱。
那位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像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那样，将势力强大、不怕牺牲、而且对官方的认可有着强烈饥渴的大清海盗们利用起来，作为开拓万里波涛的先驱。与那些可以名留青史、被当作英雄的欧洲海盗们相比，这难道仅仅是大清海盗的悲剧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