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从供给到需求，从产业到区域，从经济到金融，从物价到资产价格，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分化特征愈益明显。这一趋势性变化，对于判断中国经济形势具有中长期意义，值得密切关注。
　　在宏观层面，投资与消费运行分化。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消费则稳中有升，新的消费热点正在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
　　在产业层面，不同行业在利润、利润率、资产负债率、产能投资等方面出现明显分化。在中国经济放缓的背景下，第一产业仍保持了平稳增长，第二产业中资源依赖型传统过剩行业降幅较大，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成长。换言之，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并非来自于所有产业，主要来自以重化工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而服务业比重继续提升，新模式、新业态竞相涌现，一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也在快速增长。
　　在企业层面，固定资产投资在民企与国企之间继续分化。2016年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出现断崖式下滑，国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远远超出民企。反映景气程度的PMI指数在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也呈现明显分化。大型企业PMI持续位于荣枯线上方，而中型和小型企业回落至荣枯线下，特别是小型企业持续处于收缩区间。
　　在区域层面，不同省市进入不同的发展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中西部地区一些资源型省份经济发展差距继续拉大。按照世行的标准，中国28个省份和4个直辖市均已跨越中低收入门槛。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浙江和内蒙古正在迈向高收入阶段，广东、山东、福建等东部省份处于上中等收入行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省份处于下中等收入行列，而云南、贵州、甘肃、西藏等西部省份仍处于中低收入阶段。不同发展阶段意味着增长模式不同。东部省市已经从简单粗放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向低耗能、高附加值的集约化增长模式逐步转变，中西部省份则仍处于后发经济典型特征的追赶期。
　　价格走势进一步分化。物价水平方面，工业通缩压力延续，PPI指数连续两年环比持续下降，特别是资源能源相关行业价格降幅明显，与此同时CPI通胀预期增加，CPI与PPI剪刀差创1981年以来新高。投资品价格方面，随着今年年初以来货币政策偏向宽松，市场流动性增加，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保持较快增速，而股市受市场信心影响继续震荡。
　　从某种程度来讲，分化代表着新旧力量的交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演化。比如正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增速的分叉，形成了当前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占比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的态势，使得经济增长逐渐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
　　但宏观经济、产业、市场环境的分化，更多反映了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民间投资的下滑一方面是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国有部门的挤出效应以及政府设置的行业准入门槛有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PPI通缩压力增大，这和产业政策扭曲有关。股票市场发行和退市制度不完善造成了股市的显著分化。
　　这些分化在数年前就存在，但在当前经济L型走势下，分化更加明显而且短时间内很难同步，很可能导致中国主要政策目标陷入两难以及改革丧失动力。面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政策目标，同时实现的难度日益上升。紧货币的政策环境可能更有利于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但与稳增长的需求相悖，导致宏观调控空间狭窄，只能在夹缝中不断进行平衡与取舍。而实现6.5%的增速所需的政策支持可能会造成虚假的良性需求，为国企提供宽松的融资环境，导致国企改革延期。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在分化的背景下，总量政策面临多重困境。对政策变化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政策目标的理解，即多个政策目标之间孰轻孰重、优先级如何排序。而且总量政策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增长与稳定的目标，但无法解决经济结构深度不平衡的问题。
　　结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解决。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推进将有助于减少政策扭曲所导致的分化，减轻总量调控压力。需要注意的是，应避免错误地把结构性问题当成总量问题，过度运用总量工具加以调节，从而导致负面效应不断累积。在结构调整中，要正确区分政府推动下的结构调整以及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更好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本刊编辑吴思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