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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有个李鬼冒充李逵而拦路劫财的故事，这一在原书中本属枝节的小故事却因近年“假冒伪劣”充斥市场而极受媒体的青睐，“李鬼”之名在媒体的“曝光率”相当高，早已远过其所冒充的李逵了。现在各媒体多有电子版，而网络中的词汇搜索功能也相当发达，若将李逵和李鬼二名输入进行搜索，结果可以想见，其所得条目的数量必是真不如伪。再假以时日，将来恐怕是李鬼人所共知，而李逵默默无闻；说不定哪一天还会出现《李逵考》这样的文章，以证明李鬼本李逵之仿冒品。盖读《水浒》的传统本已呈现中断之虞，传统一断，“假作真时真亦假”便成常态，过去常见的事物可能变为稀见，过去正常的事可能成为反常，而本来人皆所知的人物也可能成为“学术考证”的对象了。①
《水浒传》的作者给仿冒者取名“李鬼”是颇有用心的，鬼之本意或训归，意谓人之弃世实即回归其所来处，其寓意相当隽永可思；然在通俗小说笔记中，鬼又有似人而非人的特性，故李鬼者，似李逵而非李逵且可能以假乱真也。在“李逵”这一人物或形象具体清晰之时，假李鬼遇到真李逵，便不能不现出本相；一旦被仿冒的对象本身淡出世人记忆而虚悬化，则真可能出现“假作真而真反假”的情形；甚至可能会有“打假”文章说《李逵考》是假学术，且其证据还看似充足，因为“李鬼”四处可见，形象清晰明显，而“李逵”反需搜索而后可得，且形象也模糊。
这并非我随意驰骋于想象之域，现在就有地位似不算低的教授（任职于某重点大学并兼任某学会的副理事长）“以假打真”的实例出现。可知今日学界的主要问题未必是抄袭等明显的弊端，而是对“学术”本身的认知开始模糊和混淆，乃使“以假打真”之举能以“打假”的名目呈现。②目前学界的某些不良现象多与“学术”的模糊相关，这里有学者本身的问题，许多在学术机构任职的人日益倾向于跨出本学科专业立言，且所论广泛而随意；同时也与各类刊物有直接的关系：除有些所谓学术刊物根本不够“学术”外，还有一些学术品质尚高的刊物也不时思出其位，过分追求所谓“可读性”，进一步导致“学术”的混乱。
在学理层面，“学术”与“非学术”的划分近已受到日带否定意味的关注，学术论著是否应该只写给少数专家看已引起较多中外学人的讨论。在后现代主义关于知识生产是权势运作过程及知识生产者应主动介入此过程这一观念的影响下，西方不少非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也开始认真思考学术研究与公众甚至与政治的关系，其一个萌芽的倾向便是认为学术应主动与社会发生关系。这其实也是中西文化中共存的老问题，西人固有所谓知识分子应作“社会良心”的提法，中国士人更向以“澄清天下”为标榜。清代所谓汉学与宋学的一个重大差异就在于“学”是否应当或必须“致用”，或许暗受晚清汉宋调和风气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时不少人就一面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一面仍致力于影响和改造社会，希望能“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２０世纪初期中国的“为学术而学术”更多已是西来的观念，此后西方社会中学术日渐专门化，所以有今日对这一“现代”特点的反思。在中国，由于近代的外患内忧太多也太频繁，不仅以学术影响社会的理想越来越专往物质生产的方向努力（也可说是有中国特色的“专门化”），就是为学术而学术也很少能顺畅地实行，顾颉刚便一直在思考怎样营造一个可以让学者安静治学的“学术社会”。今日官场和商界之人也还有不少人对文凭有兴趣，学术对社会当然也尚非全无影响。但正如顾先生很早就看到的，实际是“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③在顾先生看来，这还是学术方面的努力不足，故提出正因“社会是应当改革的”，所以要“努力求学”。或许即因采取了这样一种反求诸己的努力方向，他一生改革社会的努力虽未必特别成功，到底成就了一位学术史上不可遗漏的学者。今日仍有不少试图改造社会的“人文者”，却因“求学”方面的努力不够，其对社会的影响如何尚待检验，自身不见得有几许“学问”倒是确实的。
其实“社会”的力量相当巨大，读书人的学力定力稍差，便多半不能避免“反被社会融化”的结局。由于“适应”时代的学术相对较易得到社会的接受，学术的社会反响常为时代需要所影响。但若社会反响成为有意追求的目标，学者有意无意会受社会的影响而说当时社会认知中“学者”应该说的话，则正如顾先生所说，自谓最能适应时势者，其实只是受时势的驱遣罢了。
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落实到个体学者身上可以是多元的，不必人人一致；有人固不妨作书斋或实验室的专家，另一些人也正可发挥其对现实的关怀。我赞成读书人多少应有社会责任，所以个人虽力不能及，却并不反对以学术影响社会。惟学者要作“社会的良心”而关怀现实正不妨直言（怎么说和说多少可根据自身情况斟酌），千万不要将口吐真言式的“现实关怀”议论也自诩为“学术”。有些学者的做法是凡写研究性的学术文章时用户口本上的姓名，而写不那么严格的评论或议论性文字时则用笔名或其他名字，其用意即在于区分“学术”与“非学术”。遗憾的是现在以“现实关怀”而尸“学术”之名这一做法还比较流行，有些在大学任教者基本将专业弃置而渐以发表评论为实际从事的专业，且由于媒体需要“短频快”的即时议论，在“时势的驱遣”之下，其中一些人更从撰写“思想评论”转入时论，几乎任何一件引起国内外媒体关注的事都要当下发表讨论，以代“学术”立言。且这些人相当有中国特色，即并不以思想家或时评家为自身认同，仍坚持其“学者”身份。
有趣的是，近年相当一些在我看来应属谈“思想”的普及刊物或文化评论刊物也坚持说自己是“学术刊物”，且的确不时被视为学术刊物，有些已进入各级各类机构制定的“学术核心期刊”范围。但这类刊物至少形式就不够学术，其中常有不少非常个性化的言论（窃以为学术表述应比较中性，所以语录体的禅门问答可以体现高明的思想，却未必算得上研究。当然这或也是受所谓“现代性”影响的观念），且引文完全不用或不强调使用注释，有些刊物更必须去掉来稿的注释，怕因此会吓退读者。④
最近一份新刊物《中国学术》发行后，曾有“特约记者”和该刊主编进行了一次关于该刊是否“纯学术”刊物的对话，相当有象征性。那位“特约记者”觉得有必要提出该刊“是否以纯粹的学术建设为宗旨”这样的问题已经相当反常（意谓名为“中国学术”的刊物可能还有“纯粹的学术建设”之外的其他“宗旨”），却非常能反映目前中国学界出版界面临的现实：一是刊物的名称未必反映其实际内容，二是一般认知中的“学术”已有“纯”和“不纯”之分（该主编则认为“‘纯学术’这种说法本身就很值得推敲”，没有“理性的根据”）。⑤这次访谈大约即针对“学术”已有不同指谓的现状为刊物作定性的说明（那位“特约记者”乃是刊物出版社的编辑），颇揭示出今日办刊者的窘境，特别值得同情。
以西方为蓝本的现代社会之分工倾向或者有些走过头了，但社会分工这一观念本身似乎还是可取的。“学术”与“非学术”就可以视为一种社会分工，尤当留意的是王笛先生最近指出“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的区别。如他所说，学术研究主要是给同行专家看的，与迎合大众阅读口味的作品不同，故必须接受有些作品读者范围非常狭窄这一现实。⑥
现在有些“学术研究”恰试图以“大众阅读”品的方式呈现（出版社尤其努力，总欲在书名、封面设计以及插图方面对学术论著实行大众化的“包装”，以为这样可以多卖），但问题尚不止此，更具冲击性的是本应主要承担“提高”任务的学术刊物自身也思出其位，向往着“普及”的社会分工。在今日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就连一些层次相当高的刊物也不能不提出“权威性与可读性并举”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努力方向，实际当然是希望通过“可读性”方面的努力来提高销售的数量。
孔子早就提倡“辞达”，并注意到“言而不文，行之不远”。苏轼认为，“辞达”就是能使表述的对象既“了然于心”又“了然于口与手”；这一境界实难达到，但把文字写得通畅些，让专家看得舒服，甚至让更多的非专家也愿意读，当不失为学者和刊物一个努力的方向。然学术表述的“权威性”与“可读性”许多时候未必能两全，以今日一般学者的实际学养看，这样的“双赢”状况基本是可遇不可求的；关键在于，当两者出现冲突时，刊物选择什么呢？稍有不慎，则“双赢”尚未得，反可能出现“权威”既不足也并不“可读”的“两输”结果。
目前学术出版界追求“可读性”有社会和经济的原因，部分因为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学术出版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分工的转变相对滞后，出版社和学术刊物过去是由国家保证拨款的，现在则转向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方向。就像本不应以盈利为目标的大中小学皆不得不承担起“创收”任务一样，今日硕果仅存的少数几家学术出版社也在经济压力下逐渐走向普及；而多数学术刊物虽然仍由国家拨款在维持，其拨款的增长幅度却远跟不上支出的增加，且随时面临着拨款终止的可能。简言之，以学术为主要目标的出版社和学术刊物在大转变进程中尚未得到适当的社会定位，其资金来源也日渐处于不确定状态。
与此相对应的是，早已处于市场经济下的西方社会已形成了一套学术出版的社会系统，定位在学术的出版社和刊物有其特定的方式获取资金，而数量的多少往往取决于其学术品质的高低，后者也就成为其主要的努力方向（西方情形较多元，这里只是大体言之）。这或者意味着当我们的学术出版之社会定位和社会分工在新的经济体制下逐渐确定并系统化之后，若其资金来源相对稳定，也会出现相对单一的追求目标和努力方向，即提高学术品质。
但即使就目前而言，我们也不能将中国学界任何问题都推向所谓“转型社会”的不稳定状态，这里还有不少更深远的因素。以史学为例，近年许多学人对史学研究的现状不甚满意，而相对比较共同的一个不满即是未曾出现众多学人能够全面参与的议题；有意思的是一些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到６０年代出生的中青年研究者对其出生那一时代经常产生涉及理论的广泛讨论或争论充满景仰，很希望这一现象能够再现。据我所知，有些高层次刊物的编辑也有类似想法，总以其所发表的文章未能引起广泛参与的讨论为遗憾。
很可能是针对这种具有相当涵盖面的心态，赵世瑜先生最近针对２００１年中国史学界“显得平淡无奇”一点提出“平淡是福”的观念，他特别指出，如果史学界“不是如此平淡，而是接二连三地大爆冷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出现类似“批判《海瑞罢官》”或“评法批儒”什么的现象，那或许是“大难临头的征兆”。⑦
赵先生所举的例子或者太政治化一点，上述学人和刊物编辑记忆中的思想状态也许是关于“历史主义”或“历史动力”一类与历史研究稍更接近的大讨论，然其对广泛讨论的憧憬多少隐喻着较强的“全体参与意识”，大概真与“评法批儒”的文化大革命时代那全民参与的历史记忆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
这样对广泛参与的期望恐怕有些超出学术范围了。从广义的视角看，学术研究中偶尔可能出现得到广泛参与的论题或影响广泛到超出特定专业范围的论著（如前些年美国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纪尔兹关于文化诠释和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论著，皆是具体的研究而影响甚宽，却又皆非所谓纯理论性或思想性的著作），但这应当不是常态。
目前史学界多数人似乎主张史学是一门科学（我尚存疑，因为“科学”的一个要素是推算出的学理通常要以实验证明，更要具有可重复性，史学之能事似不及此），所以我们不妨到科学的其他分支去看看。好像很少听到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界的学人提出类似的呼吁，实际上，今日在不少学科内，跨过所谓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便可能根本看不懂别人的论文，我们能设想《数学学报》或《生物学学报》常常刊载全学科多数学人能够参与讨论的文章吗？不论古今中外，学术作品的接受者范围不宽、参与讨论者人数不多才是常态。
学术分科也是一种社会分工，有些学科与“现实”的关联紧密，如经济学之于“入世”和社会学之于“三农”等；若史学，便最多只能稍及其渊源发展。从真正的学术视角看，某一学科的学者通常只在其专业领域内较有发言权，越界说话便未必权威；假如史学之关怀议论总在“入世”和“三农”一类问题上，这样的“跨学科”立说，其权威性无限趋近于无，而“胡说”的可能性则趋近于无限大。近来广可见学文科的信心十足地阐述导弹的发射角度，狭可见学外国史或古代史的专门评论中国近代、现代甚至当代，真有点学贯古今中外文理的意味。由于这些人适应媒体需要，在社会记忆中的再生（reproducing）率甚高，故声名颇著；且其既坚持“学者”认同而又能渊博似百科全书般地议论一切，对初入道者极有吸引力，多被视为某一学科（即其领薪水那一科）的“著名学者”。
结果，现在不是“学术”与“非学术”的划分是否恰当的问题，而是这一划分对非专业者和初入者已相当困难。不少试图寻求课堂外专业知识的大学生首先选择阅读的便是上述人的非专业评论作品，直接导致大学中出现“专业不专”的现象（所幸这些评论人中不少已渐从思想评论转入时评，离专业日远，对学术的冲击力也已开始减弱）。
对此许多在大学教书的学者不得不采取各类“防治”措施，有位朋友对学生明确指出某著名刊物可以不看，此法或稍过苛，但传达出的信息相当明晰———那不是学术。我自己历来认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皆不是阿斗，其在课余看什么东西应随其自便。我的应对办法是凡研究生都先指定通读近十年的几种相关专业刊物，使其知道真正的专业文章何在（拙见今日本科生以素质教育为主，专业方面不必要求太高）。⑧
有位著名学者过去也以笔名写了些抵制文章，后来发现许多大学生看文章首先关心由谁人所做，只看“名人”之论，而那些不够著名的笔名文章大都不看。他救人心切，同时回想起自己在普及刊物中的文字曾引起众多一般读者注意，竟思以“名学者”身份做“名人”才做的事，专门针对一些本非学术的观点进行“学术”批判（仅思考而尚未付诸实践）。惟无论有什么诱因及何种动机，一旦假学术之名行非学术之事，便是破坏学术，且因其相对“隐蔽”，往往比所谓抄袭一类事对学术的损害性更大。这即是我曾指出的“近墨者黑”：虽以“打假”为动机，却因采取了“以假制假”的方式，结果使学术本身变味，徒然成为对立面即非学术一方的同盟者。⑨
今日关怀超出学术范围的学术刊物已不算少，有类似趋向的学人也是老中青都有；与学人和学刊“不学”相呼应的，是非学术刊物和非学人“向学”之心的炽热。这就形成一种多重的围城式现象：一方面是学界和非学界都大声疾呼学术贬值、知识不受重视（故有“尊重知识”的强调），另一方面官场商界之人颇嗜好文凭，同时不少非学术的人物和刊物也都愿意自称学术，然而他们在面对读者时又或隐或显地表明自己并非学术（与非学术刊物一样，以“学术”为名的评论家也是要么撰文不用注释，要么相当随意地使用注释），或自诩所谓“有思想的学术”，想象力丰富者更创造出“学术随笔”这一称谓（学术焉能随便下笔！这实在有些类似“方的圆”）。套改一句老话：学术学术，天下几多美丑，假汝之名以行！
本文开头提到的李鬼虽借“鬼”之寓义，毕竟还是假鬼。文学作品中的真鬼常有留恋人世，不愿归去其所来之处而总欲从非人世回归人世的反意向，往往徘徊于生死真假之间的边缘地带（这几乎已成文学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冯梦龙的《喻世明言》有“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之说；前些年演《白毛女》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即“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看来人鬼地位的互换似乎已超越于治世和乱世，这且留给文学研究者去探索，⑩然今日围绕“学术”的多重围城式现象提示出我们的学界真有些人鬼共舞的意味了。
窃以为对学术本身的认知开始模糊和混淆正是目前学界的主要问题，而抄袭等明显的弊端尚不足虑（古今中外任何社会都存在“犯规”现象，“犯规”当然应予惩戒，然“犯规”也从未具有正面的号召力）。学术可以影响社会，也应该影响社会；学术应该尽量扩大其接受面，也可以通过包括提高“可读性”的方式来扩大其接受面；但不能以牺牲学术品质为代价，也不宜向非学术的面相“开放”———有一定的界限和某种程度的封闭性正是２０世纪初年起中国学人特别提倡的“学术独立”之重要内涵，有所为有所不为更是古今学人立身必不可少的要素。
①不过，传统中断后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是一种因历史记忆变化而无意中发生的现象，至少看上去相对“自然”，与有意识地“制假”终不相同。
②参见罗志田：《学者立言宜谨慎》，《东文文化》２００２年第２期。近见“学术批评网”上有署名“黄安年”的反商榷文章，气颇盛，然由于网络的虚拟特性，估计此并非黄先生本人。因为自己的错误被清楚指出并坐实（同一网站上署名“任东来”的文章也指出了黄先生的同一错误）后仍然能如此气势汹汹地以假乱真，过去学界中实在少见。但若撰文者不幸真为黄先生本人，则说明今日所谓“学术界”的“人鬼共舞”现象的确已发展到不能不引起重视的程度。
③本段与下段，参见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１９１９年），《中国哲学》，第１１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月，３０２—３２２页。
④这是主张制定学术规范者以后将要面对的一个困难：对学术论文而言，以注释的形式标明引文或他人观点的出处已成“必须”；而“非学术”文章引文可以不注（当然应在正文中点出立言者或被引的作品名）基本已成言论出版界约定俗成的规矩，后者到底是否算“犯规”恐怕还会有进一步的探讨。另一方面，注释的使用也未必限于学术研究，有时为使正文更顺畅些，非学术的文章同样以注释的形式标明引文出处及说明一些问题。
⑤参见《渴盼汉语学术的崛起———刘东先生访谈录》，《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３日“书评广场”专版。
⑥王笛：《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开放时代》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号。
⑦赵世瑜：《平淡是福》，《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６日９版。
⑧不过这里也想提醒常看课外读物的大学生，现在有一样被称为“网络”的新兴物事，是明确以“虚拟”为基本特征的。网上的学术文字已渐成一项重要且较易获取的信息资源，非不可看，但虚拟的东西看时要明白其虚拟特性，比如凡是转发的学术文章作为浏览自无不可，若要细读甚至引用时就必须核对原文了（网上有些拙文就是制作者未征求我的意见自行上网，其中似不无小错）。
⑨参见罗厚立：《业余“学术警察”心态与学术表述》，《读书》２０００年７期。
⑩参阅王德威：《魂兮归来———历史迷魅与小说记忆》，《现代中国》第１辑（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关于《喻世明言》和《白毛女》的引文皆转引自此文。
《水浒传》的作者给仿冒者取名“李鬼”是颇有用心的，鬼之本意或训归，意谓人之弃世实即回归其所来处，其寓意相当隽永可思；然在通俗小说笔记中，鬼又有似人而非人的特性，故李鬼者，似李逵而非李逵且可能以假乱真也。在“李逵”这一人物或形象具体清晰之时，假李鬼遇到真李逵，便不能不现出本相；一旦被仿冒的对象本身淡出世人记忆而虚悬化，则真可能出现“假作真而真反假”的情形；甚至可能会有“打假”文章说《李逵考》是假学术，且其证据还看似充足，因为“李鬼”四处可见，形象清晰明显，而“李逵”反需搜索而后可得，且形象也模糊。
这并非我随意驰骋于想象之域，现在就有地位似不算低的教授（任职于某重点大学并兼任某学会的副理事长）“以假打真”的实例出现。可知今日学界的主要问题未必是抄袭等明显的弊端，而是对“学术”本身的认知开始模糊和混淆，乃使“以假打真”之举能以“打假”的名目呈现。②目前学界的某些不良现象多与“学术”的模糊相关，这里有学者本身的问题，许多在学术机构任职的人日益倾向于跨出本学科专业立言，且所论广泛而随意；同时也与各类刊物有直接的关系：除有些所谓学术刊物根本不够“学术”外，还有一些学术品质尚高的刊物也不时思出其位，过分追求所谓“可读性”，进一步导致“学术”的混乱。
在学理层面，“学术”与“非学术”的划分近已受到日带否定意味的关注，学术论著是否应该只写给少数专家看已引起较多中外学人的讨论。在后现代主义关于知识生产是权势运作过程及知识生产者应主动介入此过程这一观念的影响下，西方不少非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也开始认真思考学术研究与公众甚至与政治的关系，其一个萌芽的倾向便是认为学术应主动与社会发生关系。这其实也是中西文化中共存的老问题，西人固有所谓知识分子应作“社会良心”的提法，中国士人更向以“澄清天下”为标榜。清代所谓汉学与宋学的一个重大差异就在于“学”是否应当或必须“致用”，或许暗受晚清汉宋调和风气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时不少人就一面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一面仍致力于影响和改造社会，希望能“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２０世纪初期中国的“为学术而学术”更多已是西来的观念，此后西方社会中学术日渐专门化，所以有今日对这一“现代”特点的反思。在中国，由于近代的外患内忧太多也太频繁，不仅以学术影响社会的理想越来越专往物质生产的方向努力（也可说是有中国特色的“专门化”），就是为学术而学术也很少能顺畅地实行，顾颉刚便一直在思考怎样营造一个可以让学者安静治学的“学术社会”。今日官场和商界之人也还有不少人对文凭有兴趣，学术对社会当然也尚非全无影响。但正如顾先生很早就看到的，实际是“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③在顾先生看来，这还是学术方面的努力不足，故提出正因“社会是应当改革的”，所以要“努力求学”。或许即因采取了这样一种反求诸己的努力方向，他一生改革社会的努力虽未必特别成功，到底成就了一位学术史上不可遗漏的学者。今日仍有不少试图改造社会的“人文者”，却因“求学”方面的努力不够，其对社会的影响如何尚待检验，自身不见得有几许“学问”倒是确实的。
其实“社会”的力量相当巨大，读书人的学力定力稍差，便多半不能避免“反被社会融化”的结局。由于“适应”时代的学术相对较易得到社会的接受，学术的社会反响常为时代需要所影响。但若社会反响成为有意追求的目标，学者有意无意会受社会的影响而说当时社会认知中“学者”应该说的话，则正如顾先生所说，自谓最能适应时势者，其实只是受时势的驱遣罢了。
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落实到个体学者身上可以是多元的，不必人人一致；有人固不妨作书斋或实验室的专家，另一些人也正可发挥其对现实的关怀。我赞成读书人多少应有社会责任，所以个人虽力不能及，却并不反对以学术影响社会。惟学者要作“社会的良心”而关怀现实正不妨直言（怎么说和说多少可根据自身情况斟酌），千万不要将口吐真言式的“现实关怀”议论也自诩为“学术”。有些学者的做法是凡写研究性的学术文章时用户口本上的姓名，而写不那么严格的评论或议论性文字时则用笔名或其他名字，其用意即在于区分“学术”与“非学术”。遗憾的是现在以“现实关怀”而尸“学术”之名这一做法还比较流行，有些在大学任教者基本将专业弃置而渐以发表评论为实际从事的专业，且由于媒体需要“短频快”的即时议论，在“时势的驱遣”之下，其中一些人更从撰写“思想评论”转入时论，几乎任何一件引起国内外媒体关注的事都要当下发表讨论，以代“学术”立言。且这些人相当有中国特色，即并不以思想家或时评家为自身认同，仍坚持其“学者”身份。
有趣的是，近年相当一些在我看来应属谈“思想”的普及刊物或文化评论刊物也坚持说自己是“学术刊物”，且的确不时被视为学术刊物，有些已进入各级各类机构制定的“学术核心期刊”范围。但这类刊物至少形式就不够学术，其中常有不少非常个性化的言论（窃以为学术表述应比较中性，所以语录体的禅门问答可以体现高明的思想，却未必算得上研究。当然这或也是受所谓“现代性”影响的观念），且引文完全不用或不强调使用注释，有些刊物更必须去掉来稿的注释，怕因此会吓退读者。④
最近一份新刊物《中国学术》发行后，曾有“特约记者”和该刊主编进行了一次关于该刊是否“纯学术”刊物的对话，相当有象征性。那位“特约记者”觉得有必要提出该刊“是否以纯粹的学术建设为宗旨”这样的问题已经相当反常（意谓名为“中国学术”的刊物可能还有“纯粹的学术建设”之外的其他“宗旨”），却非常能反映目前中国学界出版界面临的现实：一是刊物的名称未必反映其实际内容，二是一般认知中的“学术”已有“纯”和“不纯”之分（该主编则认为“‘纯学术’这种说法本身就很值得推敲”，没有“理性的根据”）。⑤这次访谈大约即针对“学术”已有不同指谓的现状为刊物作定性的说明（那位“特约记者”乃是刊物出版社的编辑），颇揭示出今日办刊者的窘境，特别值得同情。
以西方为蓝本的现代社会之分工倾向或者有些走过头了，但社会分工这一观念本身似乎还是可取的。“学术”与“非学术”就可以视为一种社会分工，尤当留意的是王笛先生最近指出“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的区别。如他所说，学术研究主要是给同行专家看的，与迎合大众阅读口味的作品不同，故必须接受有些作品读者范围非常狭窄这一现实。⑥
现在有些“学术研究”恰试图以“大众阅读”品的方式呈现（出版社尤其努力，总欲在书名、封面设计以及插图方面对学术论著实行大众化的“包装”，以为这样可以多卖），但问题尚不止此，更具冲击性的是本应主要承担“提高”任务的学术刊物自身也思出其位，向往着“普及”的社会分工。在今日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就连一些层次相当高的刊物也不能不提出“权威性与可读性并举”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努力方向，实际当然是希望通过“可读性”方面的努力来提高销售的数量。
孔子早就提倡“辞达”，并注意到“言而不文，行之不远”。苏轼认为，“辞达”就是能使表述的对象既“了然于心”又“了然于口与手”；这一境界实难达到，但把文字写得通畅些，让专家看得舒服，甚至让更多的非专家也愿意读，当不失为学者和刊物一个努力的方向。然学术表述的“权威性”与“可读性”许多时候未必能两全，以今日一般学者的实际学养看，这样的“双赢”状况基本是可遇不可求的；关键在于，当两者出现冲突时，刊物选择什么呢？稍有不慎，则“双赢”尚未得，反可能出现“权威”既不足也并不“可读”的“两输”结果。
目前学术出版界追求“可读性”有社会和经济的原因，部分因为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学术出版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分工的转变相对滞后，出版社和学术刊物过去是由国家保证拨款的，现在则转向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方向。就像本不应以盈利为目标的大中小学皆不得不承担起“创收”任务一样，今日硕果仅存的少数几家学术出版社也在经济压力下逐渐走向普及；而多数学术刊物虽然仍由国家拨款在维持，其拨款的增长幅度却远跟不上支出的增加，且随时面临着拨款终止的可能。简言之，以学术为主要目标的出版社和学术刊物在大转变进程中尚未得到适当的社会定位，其资金来源也日渐处于不确定状态。
与此相对应的是，早已处于市场经济下的西方社会已形成了一套学术出版的社会系统，定位在学术的出版社和刊物有其特定的方式获取资金，而数量的多少往往取决于其学术品质的高低，后者也就成为其主要的努力方向（西方情形较多元，这里只是大体言之）。这或者意味着当我们的学术出版之社会定位和社会分工在新的经济体制下逐渐确定并系统化之后，若其资金来源相对稳定，也会出现相对单一的追求目标和努力方向，即提高学术品质。
但即使就目前而言，我们也不能将中国学界任何问题都推向所谓“转型社会”的不稳定状态，这里还有不少更深远的因素。以史学为例，近年许多学人对史学研究的现状不甚满意，而相对比较共同的一个不满即是未曾出现众多学人能够全面参与的议题；有意思的是一些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到６０年代出生的中青年研究者对其出生那一时代经常产生涉及理论的广泛讨论或争论充满景仰，很希望这一现象能够再现。据我所知，有些高层次刊物的编辑也有类似想法，总以其所发表的文章未能引起广泛参与的讨论为遗憾。
很可能是针对这种具有相当涵盖面的心态，赵世瑜先生最近针对２００１年中国史学界“显得平淡无奇”一点提出“平淡是福”的观念，他特别指出，如果史学界“不是如此平淡，而是接二连三地大爆冷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出现类似“批判《海瑞罢官》”或“评法批儒”什么的现象，那或许是“大难临头的征兆”。⑦
赵先生所举的例子或者太政治化一点，上述学人和刊物编辑记忆中的思想状态也许是关于“历史主义”或“历史动力”一类与历史研究稍更接近的大讨论，然其对广泛讨论的憧憬多少隐喻着较强的“全体参与意识”，大概真与“评法批儒”的文化大革命时代那全民参与的历史记忆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
这样对广泛参与的期望恐怕有些超出学术范围了。从广义的视角看，学术研究中偶尔可能出现得到广泛参与的论题或影响广泛到超出特定专业范围的论著（如前些年美国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纪尔兹关于文化诠释和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论著，皆是具体的研究而影响甚宽，却又皆非所谓纯理论性或思想性的著作），但这应当不是常态。
目前史学界多数人似乎主张史学是一门科学（我尚存疑，因为“科学”的一个要素是推算出的学理通常要以实验证明，更要具有可重复性，史学之能事似不及此），所以我们不妨到科学的其他分支去看看。好像很少听到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界的学人提出类似的呼吁，实际上，今日在不少学科内，跨过所谓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便可能根本看不懂别人的论文，我们能设想《数学学报》或《生物学学报》常常刊载全学科多数学人能够参与讨论的文章吗？不论古今中外，学术作品的接受者范围不宽、参与讨论者人数不多才是常态。
学术分科也是一种社会分工，有些学科与“现实”的关联紧密，如经济学之于“入世”和社会学之于“三农”等；若史学，便最多只能稍及其渊源发展。从真正的学术视角看，某一学科的学者通常只在其专业领域内较有发言权，越界说话便未必权威；假如史学之关怀议论总在“入世”和“三农”一类问题上，这样的“跨学科”立说，其权威性无限趋近于无，而“胡说”的可能性则趋近于无限大。近来广可见学文科的信心十足地阐述导弹的发射角度，狭可见学外国史或古代史的专门评论中国近代、现代甚至当代，真有点学贯古今中外文理的意味。由于这些人适应媒体需要，在社会记忆中的再生（reproducing）率甚高，故声名颇著；且其既坚持“学者”认同而又能渊博似百科全书般地议论一切，对初入道者极有吸引力，多被视为某一学科（即其领薪水那一科）的“著名学者”。
结果，现在不是“学术”与“非学术”的划分是否恰当的问题，而是这一划分对非专业者和初入者已相当困难。不少试图寻求课堂外专业知识的大学生首先选择阅读的便是上述人的非专业评论作品，直接导致大学中出现“专业不专”的现象（所幸这些评论人中不少已渐从思想评论转入时评，离专业日远，对学术的冲击力也已开始减弱）。
对此许多在大学教书的学者不得不采取各类“防治”措施，有位朋友对学生明确指出某著名刊物可以不看，此法或稍过苛，但传达出的信息相当明晰———那不是学术。我自己历来认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皆不是阿斗，其在课余看什么东西应随其自便。我的应对办法是凡研究生都先指定通读近十年的几种相关专业刊物，使其知道真正的专业文章何在（拙见今日本科生以素质教育为主，专业方面不必要求太高）。⑧
有位著名学者过去也以笔名写了些抵制文章，后来发现许多大学生看文章首先关心由谁人所做，只看“名人”之论，而那些不够著名的笔名文章大都不看。他救人心切，同时回想起自己在普及刊物中的文字曾引起众多一般读者注意，竟思以“名学者”身份做“名人”才做的事，专门针对一些本非学术的观点进行“学术”批判（仅思考而尚未付诸实践）。惟无论有什么诱因及何种动机，一旦假学术之名行非学术之事，便是破坏学术，且因其相对“隐蔽”，往往比所谓抄袭一类事对学术的损害性更大。这即是我曾指出的“近墨者黑”：虽以“打假”为动机，却因采取了“以假制假”的方式，结果使学术本身变味，徒然成为对立面即非学术一方的同盟者。⑨
今日关怀超出学术范围的学术刊物已不算少，有类似趋向的学人也是老中青都有；与学人和学刊“不学”相呼应的，是非学术刊物和非学人“向学”之心的炽热。这就形成一种多重的围城式现象：一方面是学界和非学界都大声疾呼学术贬值、知识不受重视（故有“尊重知识”的强调），另一方面官场商界之人颇嗜好文凭，同时不少非学术的人物和刊物也都愿意自称学术，然而他们在面对读者时又或隐或显地表明自己并非学术（与非学术刊物一样，以“学术”为名的评论家也是要么撰文不用注释，要么相当随意地使用注释），或自诩所谓“有思想的学术”，想象力丰富者更创造出“学术随笔”这一称谓（学术焉能随便下笔！这实在有些类似“方的圆”）。套改一句老话：学术学术，天下几多美丑，假汝之名以行！
本文开头提到的李鬼虽借“鬼”之寓义，毕竟还是假鬼。文学作品中的真鬼常有留恋人世，不愿归去其所来之处而总欲从非人世回归人世的反意向，往往徘徊于生死真假之间的边缘地带（这几乎已成文学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冯梦龙的《喻世明言》有“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之说；前些年演《白毛女》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即“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看来人鬼地位的互换似乎已超越于治世和乱世，这且留给文学研究者去探索，⑩然今日围绕“学术”的多重围城式现象提示出我们的学界真有些人鬼共舞的意味了。
窃以为对学术本身的认知开始模糊和混淆正是目前学界的主要问题，而抄袭等明显的弊端尚不足虑（古今中外任何社会都存在“犯规”现象，“犯规”当然应予惩戒，然“犯规”也从未具有正面的号召力）。学术可以影响社会，也应该影响社会；学术应该尽量扩大其接受面，也可以通过包括提高“可读性”的方式来扩大其接受面；但不能以牺牲学术品质为代价，也不宜向非学术的面相“开放”———有一定的界限和某种程度的封闭性正是２０世纪初年起中国学人特别提倡的“学术独立”之重要内涵，有所为有所不为更是古今学人立身必不可少的要素。
①不过，传统中断后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是一种因历史记忆变化而无意中发生的现象，至少看上去相对“自然”，与有意识地“制假”终不相同。
②参见罗志田：《学者立言宜谨慎》，《东文文化》２００２年第２期。近见“学术批评网”上有署名“黄安年”的反商榷文章，气颇盛，然由于网络的虚拟特性，估计此并非黄先生本人。因为自己的错误被清楚指出并坐实（同一网站上署名“任东来”的文章也指出了黄先生的同一错误）后仍然能如此气势汹汹地以假乱真，过去学界中实在少见。但若撰文者不幸真为黄先生本人，则说明今日所谓“学术界”的“人鬼共舞”现象的确已发展到不能不引起重视的程度。
③本段与下段，参见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１９１９年），《中国哲学》，第１１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月，３０２—３２２页。
④这是主张制定学术规范者以后将要面对的一个困难：对学术论文而言，以注释的形式标明引文或他人观点的出处已成“必须”；而“非学术”文章引文可以不注（当然应在正文中点出立言者或被引的作品名）基本已成言论出版界约定俗成的规矩，后者到底是否算“犯规”恐怕还会有进一步的探讨。另一方面，注释的使用也未必限于学术研究，有时为使正文更顺畅些，非学术的文章同样以注释的形式标明引文出处及说明一些问题。
⑤参见《渴盼汉语学术的崛起———刘东先生访谈录》，《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３日“书评广场”专版。
⑥王笛：《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开放时代》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号。
⑦赵世瑜：《平淡是福》，《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６日９版。
⑧不过这里也想提醒常看课外读物的大学生，现在有一样被称为“网络”的新兴物事，是明确以“虚拟”为基本特征的。网上的学术文字已渐成一项重要且较易获取的信息资源，非不可看，但虚拟的东西看时要明白其虚拟特性，比如凡是转发的学术文章作为浏览自无不可，若要细读甚至引用时就必须核对原文了（网上有些拙文就是制作者未征求我的意见自行上网，其中似不无小错）。
⑨参见罗厚立：《业余“学术警察”心态与学术表述》，《读书》２０００年７期。
⑩参阅王德威：《魂兮归来———历史迷魅与小说记忆》，《现代中国》第１辑（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关于《喻世明言》和《白毛女》的引文皆转引自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