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大器晚成，晚到目前所见文学史著作还来不及提起她。晚到我们刚刚知道她。虽然她在英国文学中自具地位，而且卓尔不群——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末一点特别重要。即以英国女作家而论，读过了奥斯丁、勃朗特姐妹、艾略特、伍尔夫、默多克和莱辛等等之后。为什么还要读菲兹杰拉德呢。如此提问或嫌太过实际，但这的确是个问题。不妨简单地回答一句：因为她和她们不一样，非但如此，在我看来，她和世上所有作家都不一样。
　　然而此种不同在微妙间。菲兹杰拉德无疑是睿智的，但她不像奥斯丁那样借助某个人物表现一己的睿智，甚而让这睿智凌驾于所有人物之上；她对于自然环境和人物心理总能体会人微，但这是一种坦然的、放松的体会，不像伍尔夫那样始终处在紧张状态；她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意，而不是诗的创造者，不像艾米莉·勃朗特那样把小说写成一首诗；她塑造的人物也以女性形象最具魅力，但不像夏绿蒂·勃朗特那样安排女主人公作自己的代言人，张扬一种“女性立场”；对她来说，体验总是胜于思考，所以不像默多克那样通过作品阐述自己的哲学，作为一位作家，她其实并不关心哲学问题；她不止一部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并非像艾略特或莱辛那样关注社会问题或道德问题。她仅仅是要做个好作家，此外别无野心；我们读她，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写得好。菲兹杰拉德自然不如上述几位地位崇高，但她继乎其后，却未隐蔽在她们的阴影之下。
　　优秀的作品或以情节胜，或以人物胜，或以主题胜，而菲兹杰拉德所著则以风格见长，尽管风格离不开情节、人物甚至主题。有了这些，还有如何看待、处理和表现的问题，对于菲兹杰拉德来说，这可能更为重要。必须指出，风格有一部分关乎语言，在翻译过程中总归有所损失，倘若只看译文，对于原著的语言风格最好三缄其口；而风格的另一部分，譬如菲兹杰拉德的优雅沉静，细腻而又简洁，多少可以超越此种限制。让不同语言的读者所能了解。
　　在中国，菲兹杰拉德的名声大概起于她的《书店》的翻译出版，译者说：“这本小说，仅仅因为它的名字叫做《书店》，便值得付出。”这话很打动了一些有书店情结的读者，但不无误读之嫌。《书店》并非《查令十字街84号》一类作品，菲兹杰拉德也不是那种津津乐道于现实生活中某一具体事物的作家。显然，假如主人公弗洛伦斯在“老屋”开的是别的什么店，最终也得照样倒闭。书中写道：“当火车开出车站时，她坐在那里，羞愧地低下头，因为她生活了将近十年之久的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这里，弗洛伦斯同样误读了自己的遭遇，而作者并未替代她看透这个小镇与其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菲兹杰拉德塑造了弗洛伦斯，理解她，同情她，甚至赞许她，但弗洛伦斯并非就是作者自己。《离岸》中的尼娜，《天使之门》中的黛茜，《蓝花》中的卡罗琳，也都是作者着意塑造的女主人公，但菲兹杰拉德与她们同样保持着恰当的距离。译者谈到弗洛伦斯起念开书店，“仿佛要寻求一种叫做‘意义’的东西”，但是这种意义究竟为何，作者始终未予揭示。她无意将一部作品归结于一种道理。《书店》如此，后来更见特色、更具分量的《离岸》、《天使之门》、《早春》和《蓝花》亦是如此。
　　菲兹杰拉德的风格，就体现于她与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她对待它们的态度。菲兹杰拉德习惯采用第三人称写法，也很好地发挥了这一叙述方式的长处——对于小说创作来说，这是一种便于调控、可近可远的写法。作者既能真切体会某一具体情境之中的人物，也能置身此一情境之外予以冷静观察；不会因过于切近而妨碍观察，也不因过于间离而阻隔体会。菲兹杰拉德是一位既充分，又克制的作家。她笔下的人物和情节总是“本来面目”，行乎当行，止乎当止，而她一视同仁，笔下波澜不兴。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取材于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生平的《蓝花》中，有意见指该书“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文学意义上的创作”，殊不知以此要求作者，无疑求马唐肆，她无非不制造、不渲染、不大惊小怪罢了。菲兹杰拉德的作品，读之如啜清茗，滋味徐生，《蓝花》尤其如此，好处要读完才能觉得。这个好处，是读别的书不大容易见到的。
　　对于菲兹杰拉德，很难讲这一切是技巧所致，还是修养使然。有一点应该提到，即她是过了60岁才开始写作的。一位作家最初投身写作所形成的态势，也许会延续终生；很多人到老也摆脱不了粗糙、草率、幼稚和青春气，就是这个原因。而我们常常把这种惯性看作是作家的风格了。菲兹杰拉德则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汰尽了这些之后才从事写作的。她不是要达到什么，而是在规避什么。——前面我讲菲兹杰拉德所塑造的人物都不是她自己，可以换个说法：她们是她，但不是现在的她；她历尽人生之后，回过头去看着过去的这些自己，其间的距离是一己的阅历，是她对于这个世界的彻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