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不了文学创作，只是出于一种爱好和对家乡的感情，便由不得总爱关心家乡的文学事业，总盼望家乡再能长出几棵文学大树来。去年九月去西安开作协代表会，有幸见到了家乡一批文学精英，他们年轻有为，奋发上进，都发表和出版了好多优秀作品，成为家乡文学事业的希望。但也感到都为如何进一步提高突破，写出更好的作品而焦急不安。无形中也让我有了点“心病”，回家便情不自禁的想了很多。但限于自己的水平，一点也想不清楚，有时反倒越糊涂，只有两点刚想出了一点眉目，便写出来与大家交流。
　　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必须把握时代的脉搏，塑造出时代的典型，表现时代的精神。就家乡陕北，我以为现在是有史以来最辉煌的黄金时代。千百年来，由于受自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陕北一直以贫穷落后而著称，被人称作贫穷的代名词。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煤、气、油、盐等重大地下资源的发现和开发，一下子被人称作中国的科威特，整个陕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座煤都、气都、盐都从沙漠、高原、群山间拔地而起，运煤列车日夜奔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数千里的输气管道跨黄河过长江走进北京上海，铁路、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原来的穷庄稼汉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治沙英雄牛玉琴、石光银惊动了世界。巨大的变化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与非、真与假、美与丑、爱与恨，构成了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供一切有作为的作家去自由驰骋和大展身手，无疑会出现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和作家。
　　但似乎并没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我除见到乔盛写的《黄沙窝》外，再很少见表现这种伟大变革生活的作品。有的作者就生活在这种变革生活的漩涡之中，但创作却很少触及，甚至有点无动于衷。记得苏联二战时期，国家为了支援战争，在远方突击修了几百公里的一条输油管道。年轻的本不是搞创作的阿扎耶夫却认识到了它的价值，很快写了一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很快轰动了全国，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阿扎耶夫也成了世界出名的大作家，后来当了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家乡以靖边为中心的输气管道，横穿中国数千公里，直达北京和上海，比苏联的输油管道宏伟得多，却并没引起我们的重视。上世纪50年代，我国修宝成铁路时，作家杜鹏程长期去深入生活，写出了好多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有的都收入了中学课本。家乡修了铁路、沙漠高速公路，却一直看不到这方面的作品。米脂县的治山典型高西沟存在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却熟视无睹，始终没人用文学去表现。前几年，从西安来的女作家冷梦却一见钟情，很快便写出了3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高西沟调查》一炮打响，荣获了全国文学奖，作者也被选为省作协副主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早已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名脾，本来是很好的创作题材，但我们却身在其中不以为然。去年我去西安开会时，却听说咸阳的一位作者要写一部米脂婆姨的长篇小说，马上引起了省作协的重视。治沙英雄牛玉琴引起了联合国的重视和嘉奖，外地人专门跑来创作影视作品，我们生活在她身边却无人过问。
　　这些情况证明，我们家乡不仅不是没有创作的资源，而且好多地方有求之不得的重大资源，问题是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而这正可能是决定家乡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希望能引起广大作者和有关部门的充分重视，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创作目光瞄准家乡的黄金时代，去体验和研究这种新的生活。我相信，只要下了功夫，一定会有收获，而且可能有重大的收获。
　　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它要求作家除有必要的文学修养外，还得有高尚的人格和奉献毕生心血的精神。因此柳青称其为“愚人事业”。可喜的是，我们家乡上世纪出现的几位大家式的作家和艺术家在这方面做的很到位很出色，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以为这是他们留给后人的一份最宝贵的财富，我们要想在创作上有所作为，必须很好学习、继承和发扬他们的精神。
　　李自成的革命事业，无疑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题材。但几百年受反动统治者的禁控，根本无人敢问津。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家乡的李健侯先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定去闯这个禁区。仅此一点，就可见其非凡的胆识，也成了他成功的一个决定性的原因。他并没有专修过文学，更没有写过小说，可说是地道的“白手起家”。但他有干不成誓不罢休的決心，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仕途，舍弃了家业，靠典田卖地的钱，花了几年时间，一个人单身匹驴，遍访李自成战斗过的地方，足迹踏遍陕、晋、豫等省，寻访李自成的革命踪迹，掌握了丰富而可靠的史料，然后闭门在家，安守清贫，不声不响，经过几年苦心耕耘，终于如愿写出了40万言的有史第一部全面展示李自成革命历程的小说《永昌演义》。虽当时未能出版，但经李鼎铭推荐，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并破例给了几石小米的酬报，还邀他来延安一游。能得到毛泽东的尝识，不仅说明了小说的成功，而且也表现了毛泽东对其的重视和伟人的风范。1958年，中国青年报的主编张黎群到米脂下放劳动时，得知了出版的消息，便马上由北京在内部印制了一百册，开始在内部流传。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正式公开出版。我看过几部描写李自成起义的小说，觉得唯有《永昌演义》最真实可信，是反映李自成起义最好的一部作品。李健侯虽然未能看到他的作品的最后结果，但他的这种精神和作品将与世长存，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戏剧家马健翎，将一生奉献给人民的戏剧事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戏剧舞台正像毛泽东说的是古人和死人的一统天下，但马健翎却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完全从现实的斗争生活出发，以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目的，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作为题材，独树一帜地冲破这种一统天下的局面，接二连三创作出《穷人恨》、《血泪仇》等现代戏，不仅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而且为中国的革命现代戏开了先河。我曾听人说，彭德怀曾说过：“马健翎的一部《血泪仇》胜过我的十万雄兵。”马健翎也赢得了人民戏剧家的荣誉。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要马健翎进京任文化部副部长，但马健翎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一心钟爱他的文学事业，向总理婉言回绝，安守于西安的戏剧阵地，直至离世。这是多么可贵的一种品格和精神，我想这也正是马健翎可以写出《穷人恨》、《血泪仇》那样名剧的根本原固。
　　柳青更是一位享誉全国人人敬仰的伟大作家。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外好多作家的创作道路呈现一种高高低低的曲线，唯有柳青则是一条发之时高的直线。这是为什么？我以为主要是他不同于常人的人格和精神造成的。为写《种谷记》，他在很艰苦的条件下，有时贫病交加，在米脂农村当了三年乡文书；为写《铜墙铁壁》，他从大连回到米脂采访了几个月，为采访石得富的原型折多雄，白天黑夜连续“作战”谈了十几天，直谈得折多雄支撑不住。全国解放后，柳青已留在北京工作了，但他为了创作，主动放弃了好多人追求不及的京华生活回到陕西，但仍连西安也不住，很快举家落户到终南山下的皇甫村，以一位普通农民的身份，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经过近十年的辛勤耕耘，终于以史话般的《创业史》登上了文学巅峰。据说他写《创业史》初稿时，根本不坐，而是将草纸放在桌子上，他则背操着手在脚地上不停地转悠，每想好一句或一段，便赶忙坐下记下来，然后再继续转悠。几十万字的初稿，就是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抠出来的。而且开始写了几万字后，发现不行，便全部作废，另起炉灶重新开始。可见这是多么艰辛而伤人的一个过程。柳青一生除过创作别无他求，吃着粗茶淡饭，穿着农民服装，手表也不戴，家里只放一个很旧的马蹄钟，炒菜的锅铲竟磨成了一把窄窄的小刀，他却照常使用着。但他却将《创业史》的十万元稿费一分不留地交给公社办了农机厂。柳青一生坚持不照相、不录音和不接受采访的“三不”原则，因此使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相片、录音等资料，成了后人的一种遗憾。他平时很少说话，但说一句便掷地有声。他说的“愚人事业”、“三个学校”、“六十年一个单元”、“三不”原则等都是经典名言，有永恒的价值。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省上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创作会议，我也参加了。当时柳青正在住院，一天下午散会时，主持人宣布明天上午柳青来大会发言。第二天还不到开会时间，会场的楼上楼下便座无虚席，都在兴奋地等待着听柳青的发言。但主持人却突然又通知，柳青因病不能来了，改由别的作家发言。顿时，好多人便马上走了，使会场变的稀稀拉拉，很让人扫兴。后来，会上印发了柳青的书面发言，我记得很清，开头第一句即是“文化革命是文学的一场灾难”。当时文化革命刚刚结束，好多人根本没有这样的认识，即使有也决不敢说。柳青却不仅说了，而且开宗明义说的如此透彻，从中不难看出柳青的人格，因此人们看后都非常惊讶和佩服。
　　我只在1974年秋天在西安见过一次柳青，对他根本没有深刻的了解，但就我的印象，他在人格方面与鲁迅有好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我一直认为在这方面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鲁迅外的第二人。这既是他做人的根本，也是他文学创作成功的主要原因。
　　柳青逝世后，我以为家乡再不会有像柳青那样全省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了。但时间不长，年轻的路遥却以《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很快又成为全省公认的又一代领军人物，其势头比柳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又是为什么？对路遥我交往的比较多，我认为他的成功完全是他用生命拚出来的。他刚被《延河》借去工作时，一次领导让他去渭南下几天乡，并没布置创作任务，只让他去接触一下生活。没想到只几天时间，他却写出一篇很漂亮的散文，让编辑部的同志都非常惊讶。后来我见到副主编董得理时，他不无惊喜地说：“这个年轻人真不错，几天时间便出这么好个东西。”正式调到《延河》当编辑后，他总是白天抓紧时间看稿改稿将工作办完，晚上别人休息了，他便跑到编辑部写作，前期的好多作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路遥连续作战，公私兼顾，得花出别人几倍的心力。但他将公私两方面的任务都完成得非常出色。因此，同坐一个办公室的编辑们奇怪地说：路遥编稿时间比他们短得多，但他选稿准，改得好，绝对漏不掉一篇好稿。由此足以看出路遥工作时的高度集中和花費的心血。后来路遥专搞创作后，他的时间安排便都是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写作时都是通宵达旦。我去他家好多次，每次去他都正在办公室里睡觉。他的《人生》打响后，心情反倒更急，曾几次对我说，赶40岁前必须出一个像样的东西。果然经过几年的奋斗，终于在40岁前写出了百万长卷《平凡的世界》。在写第三部时，时间更紧迫，一见我便急的说：中央电台快播完了，几次催稿，他必须尽快写出来。因此白天黑夜赶写，真把生命都置之度外了。因此，路遥的早逝，固然有遗传等因素，但早逝的这么早这么快，关键还是因为写作，固然我一直认为他是挣死的，他成功的代价是最大的。
　　对家乡的几位文学大家，我实无评论的资格，今天所以如此提及，一是觉得被人瞧不起的贫穷家乡，却能接二连三出现这样几位出类拔萃、甚至让那些富裕和先进的地区也望尘莫及的文学大家而深感自豪和骄傲，应该大力宣扬和继承他们的人格和精神。二是觉得他们身上已经铸就成了一种成功的共同东西，而这正是我们好多作者所欠缺和最需要的，甚至对我们能否成功是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虽无力阐述，但愿以抛砖引玉的方式提出来供大家共同探讨。目的则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家乡的文学新辈们，能继承和发扬好他们的精神，早日成长出像他们那样的大树式的作家和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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