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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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行政道歉制度具有表达政治责任、实现精神侵害救济和减少权力侵害行为三个层次的功能取向.在现代民主国家从政治责任到责任政治的发展趋势下,行政道歉呈现了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分置的表达结构.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分置体现在责任适用范围、责任构成要件和责任功能重心上.党政关联情境下,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区分能够更好地实现行政道歉的制度功能.我国行政道歉制度存在着法律责任属性行政道歉事项较少、党政关联情境下的政治责任属性行政道歉行为缺乏规范约束的问题.通过扩展作为法律责任履行方式的行政道歉的适用范围、以既有党内法规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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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济宁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青岛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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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的行政道歉制度具有表达政治责任、实现精神侵害救济和减少权力侵害行为三个层次的功能取向.在现代民主国家从政治责任到责任政治的发展趋势下,行政道歉呈现了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分置的表达结构.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分置体现在责任适用范围、责任构成要件和责任功能重心上.党政关联情境下,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区分能够更好地实现行政道歉的制度功能.我国行政道歉制度存在着法律责任属性行政道歉事项较少、党政关联情境下的政治责任属性行政道歉行为缺乏规范约束的问题.通过扩展作为法律责任履行方式的行政道歉的适用范围、以既有党内法规为基础完善行政道歉的党内法规制度、促进党规与国法行政道歉规范的协调统一,能够实现党政关联情境下行政道歉的规范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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