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际战争法，交战国是不能让俘虏从事与军事相关的生产的。日本在二战期间曾经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工，充当劳工的不仅仅有来自其占领区域内的亚洲国家的青壮年，也有大量的美、英、荷等西方国家的白人战俘。美国著名女记者琳达·格特兹·赫尔姆斯采访了数百位被日本用作奴工的美国战俘，后又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档案馆和国家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不义之财：日本公司是如何剥削美军战俘创造战后财富的》（《Unjust Enrichment：How Japan’s Companies Built Postwar Fortunes Using American POWs》）一书，首次披露了日本工业巨头强征数万名美军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历史事实。盟军战俘用他们的生命和血汗，让日本工业巨头在战时的工厂满负荷运转，又为它们战后的经济起飞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25000名美国战俘被日本强征为奴隶劳工
　　在整个二战期间，共有36260名美国部队官兵，以及将近14000名美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原来都在日本占领区内工作和生活）被日军俘虏。这些俘虏与同时期被德国俘虏的美国人的境遇极为不同——日本集中营里面的美军战俘的死亡率达到40%，而在德国集中营中美军战俘的死亡率只有1%多一点点。二战中死亡在战俘营里的美军战俘，有90%以上是死在日本的战俘营里。
　　有超过25000名美国战俘被日军送到日本工业巨头的工厂、船坞、矿场中充当奴隶劳工，现在这些工业巨头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企业，例如三井、三菱、昭和电工、日本钢铁、川崎重工。这些使用美国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日本大企业超过40家。
　　日军用货船把部分美军战俘运到日本本土以及日本占领的台湾、中国东北、朝鲜。还有一些美军战俘被送到臭名昭著的缅泰死亡铁路的修筑现场，在热带丛林中用生命延长日本人的交通线后，又被送到了日本本土充当奴隶劳工。
　　盟军战俘们并不总能安全抵达目的地，国际战争法明确规定运用战俘的交通工具（包括轮船）必须打上明确标记，以便被敌方准确识别，日本人不仅没有打上任何红十字标记，相反他们还让战俘在甲板上劳动。此外，这些货船还满载着日本军队及其装备，或是载满了日本军队所需的补给品或者其他战略物资。所以他们很容易被盟军飞机和舰艇攻击。战俘中还有人被疾病和干渴夺去了生命，因为日本人的运输船生存状况及其恶劣，有如地狱。
　　即使盟军战俘们“安全”地抵达日本本土，他们也变得惨不忍睹，他们所有的人疾病缠身，头晕目眩，方向感全无，甚至有些人赤身裸体。他们被日本军队赶上地狱航船之后，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月，飘荡在海上（有一艘地狱航船在海上竟然航行了整整63天）。战俘们上岸的时候，围观的日本平民经常向他们投掷石块，吐口水。战俘们穿过街道，走入等待运送他们的卡车、火车或者渡船，这些交通工具将把他们送到一个个日本工业巨头辖下的工厂、船坞和矿场。
　　根据日本政府官方记载：1945年，共有12180名美国人在日本本土的日本工厂里充当奴隶劳工。他们绝大多数人是来接替原先在这些岗位上工作的美国同胞的。那些被替换的美国人都已经被日本人榨干了生命，活活累死了。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公司使用战俘劳工的数量至今仍是一个秘密：日本人将摧残致死的盟军战俘的尸体全部焚毁。由于战争的需要，他们强迫生病的盟军战俘接替原先已经死亡的战俘承担的工作。麦克阿瑟将军曾经透露，根据1945年9月统计出来的数据，日本本土尚有19202名盟军战俘劳工滞留，其中11295名是美国战俘劳工。
　　恶劣的劳动环境和无偿的劳作
　　二战期间，日本工矿企业在战俘劳工身上获益甚巨——绝大多数白人战俘都是可以操作复杂机械的高级技工，日方几乎可以无限量地使用战俘劳工，而且根本不用支付任何报酬，这使得日本某些工矿企业可以在战争期间满负荷运转——至少这种状况持续到美国空军把它们列为轰炸目标之前没有改变。战俘劳工经常长时间工作，即使在工厂被轰炸期间，他们也要工作。对他们而言，连续工作12天乃至14天是常事。日本人从来不给他们休息日。当战俘劳工因为过度劳动或饥饿而死亡，将会有很多战俘劳工顶替他的位置。尽管日本人对战俘许下很多天花乱坠的承诺，尽管战俘们被强迫签署了工资单（用日文印刷的），可是战俘们从来没有收到过日本公司支付给他们的任何酬劳。
　　这些日本工业巨头迫不及待地要让白人战俘，特别是美国战俘进入他们的企业工作，他们的企业正为满足日本的军事需求开足马力。为争取获得白人战俘，日本工业巨头甚至愿意向日本军队支付费用，按照人头以天计算。日本工业巨头为战俘们提供“营房”——墙壁薄如纸片、根本没有保温性能、害虫横行，实际上就是生存环境极其糟糕的破烂棚屋。一些日本工业巨头使用他们自己拥有的船队来运送白人战俘，日本政府把他们的商船队称为“辅助舰队”。
　　日本人剥夺盟军战俘们所有的权利。日本看守拒绝向盟军战俘提供肥皂、热水、甚至是厕纸，他们称战俘们为“肮脏的白种猪”。每一个战俘都被日本人分配了一个号码，他们必须把号码别在衣服的显眼处（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在每天点名，报到他们号码的时候，他们必须用日语大声应答。日本人从来不称呼白人战俘名字，只用号码来称呼他们。在长达三四年的被俘生涯中，绝大多数战俘没有获得任何换洗衣服。他们在日本的北部山区工作，当大雪透过破烂的屋顶落到他们房间的时候，他们只能穿着他们在热带地区（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作战时发的棉质衣服，而且他们还经常没有鞋子穿。可是日本人在不提供任何安全保护设备的情况下强迫他们从事最危险的工作，他们要赤脚在高炉、船坞和工厂里劳动。
　　当战俘生病的时候（或许只是病得比他们平时更加严重），日本人是不会向他们提供任何医疗服务的，如果战俘的团队中有一个战俘是军医的话，就是那群战俘的大幸了。不过，不管战俘病得多厉害，日本人都会强迫他去劳动，否则他将被罚饭——除非他的同伴在他卧床的时候从自己牙缝里省下一点带给他，否则他绝对活不过去。
　　日本工业巨头迫切要求使用白人战俘劳工
　　琳达·格特兹·赫尔姆斯是第一位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局档案馆和国家档案馆查阅有关日本公司使用盟军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秘密档案的学者。1996年，这些秘密档案被首次解密。赫尔姆斯女士在多达数箱的秘密档案中发现，日本战时使用战俘充当奴隶劳工与日本工业巨头是直接相关的，他们迫切要求得到数量巨大的白人战俘到他们的工厂里工作，而且是“越快越好”。经证实，三井、三菱和日本钢铁是使用战俘劳工数量最多的公司。另外两家是昭和电工和川崎重工。
　　档案中的一份日本官方记录登记了这些日本集中营的位置——每一个战俘营都是建立在一家日本大公司附近的。档案显示，日本军队应日本工业巨头要求，将战俘送到这些工业巨头的工场里充当战俘劳工。赫尔姆斯女士采访的数百位前美军战俘都证明，监视、控制、安排战俘劳动的都是日本公司的雇员，而不是日本军人。
　　美国政府出于冷战的战略考虑，在东京国际审判和《旧金山合约》签订时，都将日本公司强征盟军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事实掩盖起来。很多美军战俘被政府告知，不要谈及相关经历。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战俘们刻骨铭心的回忆使得相关记述和证据不断涌现：有些战俘出版了他们秘密写下的日记；有些战俘展示了他们冒险获得的照片——绝大多数照片是强迫他们劳动的日本公司的雇员们拍的——日本看守和监工们洋洋得意地坐在中间，他们身后是佝偻着脊背的骨瘦如柴的战俘劳工。
　　赫尔姆斯女士在书中还披露了日本二战期间的一大丑闻。日本政府假意同意向战俘分发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美国、英国和荷兰政府提供了数亿美元的用于购买物资的款项，并通过瑞士国家银行划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秘密账户。但是横滨正金银行被日本政府命令不准发放这些资金，这些给战俘的救命钱被日本政府挪做军事用途，而本该是这些款项的受益者的白人战俘们却每天饱受疾病和饥饿的折磨，乃至折磨致死。
　　拒绝向战俘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是日本中枢决策机构精心策划的，他们有意为之，目的在于让这些奴隶劳工尽可能少地活在人世，以掩盖他们的战争罪行。在战争末期，东京方面曾给各战俘营的指挥官下达过这样一条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不允许任何人逃跑，必须彻底消灭战俘，不留任何痕迹”。只是这条命令后来没有被严格执行，不过还是有很多战俘在日本帝国最后的疯狂来临之际，被夺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