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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殷是我党我军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是我党的第一任军事部长，实际上也就是党的第一任军委主席。他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并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早期革命活动
杨殷，字孟揆，又名典乐，１８９２年农历七月初八诞生于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一个小康家庭。他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同村人，很早就开始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１９１１年，杨殷加入同盟会，积极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护法运动中受聘担任孙中山先生卫队副官，并在大元帅府参军处工作，对如何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许多人称他为参军处的师爷，对他非常尊敬。护法运动失败后，他被迫转到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任师爷（高级职员），专职从事防止盐商偷税漏税、制止盐务官吏贪污盗窃的工作。他忠于职守，为人正派，不徇私情，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五四运动爆发后，杨殷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２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够专心致力于党的工作，他毅然辞去了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的肥缺，把四个儿女委托给亲戚抚养，把老家的房屋、田地以及妻子的遗物金耳环、金戒指等首饰全部变卖，连同自己的积蓄，一并献给党组织作经费。也就在这一年，他被党派到莫斯科参观、学习。几个月苏联生活的见闻，更加坚定了他走苏联革命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１９２３年夏天，杨殷从苏联回国到广东，党派他从事工人运动。这是他革命生涯中极为辉煌的一页。这一年，他先后在广州郊区石井兵工厂、佛山制饼厂建立了工人的组织“十人团”，通过这个组织，与资方进行积极的斗争，维护了工人的切身利益。１９２４年春，党又派他到铁路系统中去领导工人运动。当时，正值“二七”惨案后不久，铁路工人运动处于低潮。面对困难，他没有退缩。为了发动工人，他深入到粤汉、广九、广三这三条铁路线的工人中去，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重新树立起信心。在他的努力工作下，这三条铁路线的车务工会终于被争取了过来，并成为了我党领导下的一支坚强的革命力量。在广州期间，杨殷还完成了一项党交给的重大任务，他同刘尔崧等人一道，把当时广州城内互相对立、矛盾重重的所有工会都组织了起来，变成了一个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统一的整体。１９２４年９月，为配合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他在广州、香港成立“罢工后援会”，发动群众，抵制该公司生产的烟草，有力地支持了上海的罢工斗争。
１９２５年春，杨殷到香港去开展工人运动。一到香港，他就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组织工人，建立工会，并吸收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加入党、团组织，壮大了革命队伍。５月，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中共两广区委派邓中夏、杨殷等到香港、广州租界沙面，发动工人罢工，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大屠杀。到香港后，杨殷便与苏兆征一起，组成了中国共产党香港党团，作为领导罢工的核心力量。随后，又成立了罢工的领导机构“全港工团联合会”。罢工前，杨殷还以同盟会老大哥的身份深入到基层工会中开展工作，教育当地的党团组织、工会、三合会等会社，要以民族大义为重，消除帮派界限，团结一致，共同对敌。６月１９日，省港大罢工爆发，２１日，沙面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两支罢工洪流汇合，共有２５万人。杨殷作为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积极为罢工献计献策，并亲自参与到罢工中去，为罢工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１９２６年春，他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区委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坚持原则，党性强，作风好，赢得了党内外人士的尊重。北伐战争前，党又派他到铁路部门去开展工人运动。为了组织工人力量，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他担任工会的顾问，并亲自领导了铁路工会的斗争。为了防止敌对分子的破坏，他还在工会内部建立了纠察队，坚决同消灭工会的土匪武装等进行斗争，既维护了工会和铁路的安全，又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
军事斗争的重要参与者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５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实行白色恐怖，并包围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杨殷指挥纠察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后因敌众我寡，被迫撤出广州。根据中央决定，两广区委改组为广东省委，杨殷任省委委员兼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省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这一时期，他经常化装成商人，秘密来往于广州、香港、澳门、东江、琼崖一带，指导革命工作。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消息传到南粤后，杨殷便在澳门召开干部会议，号召离开广州的铁路工人赶快回到广州，以便配合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的战斗。１１月２６日，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上海回到广东，召开省委会议，决定举行广州起义，并建立起义总指挥部。在秘密召开的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上，杨殷被选为“起义政纲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编写起义政纲、宣言、口号等工作。这一时期，他和周文雍一起把广州工人的地下武装“剑仔队”、“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工人自救队”、“义勇团”等改编为广州工人赤卫队，共有３０００人，编为７个联队。起义前夕，他还和周文雍等一起在禺山市场陈少泉杂货店二楼召开了军事会议，分析形势，部署赤卫队、郊区农民武装的进攻目标。
１２月１１日凌晨三时半，广州起义爆发，杨殷率领敢死队员数十人配合教导团一个营冲向沙河敌炮兵团驻地。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敌人很快就投降了。与此同时，其他起义武装也歼灭了敌人步兵团、保安队等反动武装，占领了市公安局，并在那里宣布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杨殷被任命为人民肃反委员。他除了协助张太雷部署指挥战斗外，还兼任西路军作战指挥，同时肩负着肃清反革命的重任。张太雷牺牲后，党又任命杨殷为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代主席。他大胆负责，勇挑重担，出色完成了任务。起义失败后，他率领部分武装，主动承担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为保存革命力量做出了重大贡献。完成任务后，他来到海陆丰，与彭湃一起，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大力开展粤东区的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运动。
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杨殷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六大以后，他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任中央军事部长兼中共江苏省委军事部部长，负责组织秘密军事武装。在此期间，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书记彭湃一起，领导了邮务、铁路等各行业工人的革命斗争，并组织革命武装，打击反动派头目、叛徒、工贼，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安全。
１９２９年８月，由于叛徒白鑫的告密，正在开会的杨殷和彭湃、颜昌颐、邢士贞被捕。在狱中，反动派对杨殷先进行高官厚禄利诱，继而又采取威逼手段。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敌人在用尽各种手段都没有得逞后，于３０日下午在上海龙华枪杀了杨殷等人。杨殷在临刑前，态度从容，慷慨自若，并高呼革命口号，牺牲时年仅３７岁。
杨殷牺牲后，广大工人、群众万分悲痛，中共中央为此也专门发出通告，号召全党要以杨殷等同志为榜样，继续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任务。杨殷逝世一周年之际，周恩来在《红旗日报》发表文章，赞扬他为我党做出的突出贡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纪念彭湃和杨殷同志，我党还先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闽西区、广东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和湖北革命根据地阳新县等地建立了彭杨军事学校，以纪念这两位为中国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领袖。
杨殷同志牺牲后，由周恩来接任军事部部长。１９３０年３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将中央军事部改名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中央苏区也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改称为中央军事部（人们仍习惯称之为中央军委），部长仍为周恩来。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正式成立，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局的军事部也就不再存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中革军委就正式替代了党的最高军事机关中央军委（中央军事部）的领导地位。
早期革命活动
杨殷，字孟揆，又名典乐，１８９２年农历七月初八诞生于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一个小康家庭。他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同村人，很早就开始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１９１１年，杨殷加入同盟会，积极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护法运动中受聘担任孙中山先生卫队副官，并在大元帅府参军处工作，对如何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许多人称他为参军处的师爷，对他非常尊敬。护法运动失败后，他被迫转到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任师爷（高级职员），专职从事防止盐商偷税漏税、制止盐务官吏贪污盗窃的工作。他忠于职守，为人正派，不徇私情，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五四运动爆发后，杨殷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２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够专心致力于党的工作，他毅然辞去了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的肥缺，把四个儿女委托给亲戚抚养，把老家的房屋、田地以及妻子的遗物金耳环、金戒指等首饰全部变卖，连同自己的积蓄，一并献给党组织作经费。也就在这一年，他被党派到莫斯科参观、学习。几个月苏联生活的见闻，更加坚定了他走苏联革命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１９２３年夏天，杨殷从苏联回国到广东，党派他从事工人运动。这是他革命生涯中极为辉煌的一页。这一年，他先后在广州郊区石井兵工厂、佛山制饼厂建立了工人的组织“十人团”，通过这个组织，与资方进行积极的斗争，维护了工人的切身利益。１９２４年春，党又派他到铁路系统中去领导工人运动。当时，正值“二七”惨案后不久，铁路工人运动处于低潮。面对困难，他没有退缩。为了发动工人，他深入到粤汉、广九、广三这三条铁路线的工人中去，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重新树立起信心。在他的努力工作下，这三条铁路线的车务工会终于被争取了过来，并成为了我党领导下的一支坚强的革命力量。在广州期间，杨殷还完成了一项党交给的重大任务，他同刘尔崧等人一道，把当时广州城内互相对立、矛盾重重的所有工会都组织了起来，变成了一个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统一的整体。１９２４年９月，为配合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他在广州、香港成立“罢工后援会”，发动群众，抵制该公司生产的烟草，有力地支持了上海的罢工斗争。
１９２５年春，杨殷到香港去开展工人运动。一到香港，他就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组织工人，建立工会，并吸收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加入党、团组织，壮大了革命队伍。５月，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中共两广区委派邓中夏、杨殷等到香港、广州租界沙面，发动工人罢工，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大屠杀。到香港后，杨殷便与苏兆征一起，组成了中国共产党香港党团，作为领导罢工的核心力量。随后，又成立了罢工的领导机构“全港工团联合会”。罢工前，杨殷还以同盟会老大哥的身份深入到基层工会中开展工作，教育当地的党团组织、工会、三合会等会社，要以民族大义为重，消除帮派界限，团结一致，共同对敌。６月１９日，省港大罢工爆发，２１日，沙面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两支罢工洪流汇合，共有２５万人。杨殷作为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积极为罢工献计献策，并亲自参与到罢工中去，为罢工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１９２６年春，他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区委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坚持原则，党性强，作风好，赢得了党内外人士的尊重。北伐战争前，党又派他到铁路部门去开展工人运动。为了组织工人力量，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他担任工会的顾问，并亲自领导了铁路工会的斗争。为了防止敌对分子的破坏，他还在工会内部建立了纠察队，坚决同消灭工会的土匪武装等进行斗争，既维护了工会和铁路的安全，又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
军事斗争的重要参与者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５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实行白色恐怖，并包围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杨殷指挥纠察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后因敌众我寡，被迫撤出广州。根据中央决定，两广区委改组为广东省委，杨殷任省委委员兼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省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这一时期，他经常化装成商人，秘密来往于广州、香港、澳门、东江、琼崖一带，指导革命工作。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消息传到南粤后，杨殷便在澳门召开干部会议，号召离开广州的铁路工人赶快回到广州，以便配合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的战斗。１１月２６日，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上海回到广东，召开省委会议，决定举行广州起义，并建立起义总指挥部。在秘密召开的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上，杨殷被选为“起义政纲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编写起义政纲、宣言、口号等工作。这一时期，他和周文雍一起把广州工人的地下武装“剑仔队”、“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工人自救队”、“义勇团”等改编为广州工人赤卫队，共有３０００人，编为７个联队。起义前夕，他还和周文雍等一起在禺山市场陈少泉杂货店二楼召开了军事会议，分析形势，部署赤卫队、郊区农民武装的进攻目标。
１２月１１日凌晨三时半，广州起义爆发，杨殷率领敢死队员数十人配合教导团一个营冲向沙河敌炮兵团驻地。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敌人很快就投降了。与此同时，其他起义武装也歼灭了敌人步兵团、保安队等反动武装，占领了市公安局，并在那里宣布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杨殷被任命为人民肃反委员。他除了协助张太雷部署指挥战斗外，还兼任西路军作战指挥，同时肩负着肃清反革命的重任。张太雷牺牲后，党又任命杨殷为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代主席。他大胆负责，勇挑重担，出色完成了任务。起义失败后，他率领部分武装，主动承担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为保存革命力量做出了重大贡献。完成任务后，他来到海陆丰，与彭湃一起，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大力开展粤东区的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运动。
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杨殷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六大以后，他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任中央军事部长兼中共江苏省委军事部部长，负责组织秘密军事武装。在此期间，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书记彭湃一起，领导了邮务、铁路等各行业工人的革命斗争，并组织革命武装，打击反动派头目、叛徒、工贼，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安全。
１９２９年８月，由于叛徒白鑫的告密，正在开会的杨殷和彭湃、颜昌颐、邢士贞被捕。在狱中，反动派对杨殷先进行高官厚禄利诱，继而又采取威逼手段。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敌人在用尽各种手段都没有得逞后，于３０日下午在上海龙华枪杀了杨殷等人。杨殷在临刑前，态度从容，慷慨自若，并高呼革命口号，牺牲时年仅３７岁。
杨殷牺牲后，广大工人、群众万分悲痛，中共中央为此也专门发出通告，号召全党要以杨殷等同志为榜样，继续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任务。杨殷逝世一周年之际，周恩来在《红旗日报》发表文章，赞扬他为我党做出的突出贡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纪念彭湃和杨殷同志，我党还先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闽西区、广东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和湖北革命根据地阳新县等地建立了彭杨军事学校，以纪念这两位为中国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领袖。
杨殷同志牺牲后，由周恩来接任军事部部长。１９３０年３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将中央军事部改名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中央苏区也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改称为中央军事部（人们仍习惯称之为中央军委），部长仍为周恩来。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正式成立，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局的军事部也就不再存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中革军委就正式替代了党的最高军事机关中央军委（中央军事部）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