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治锟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之痛点。说是国殇，也不为过。中国农民之痛苦和悲惨是局外人难以想见的。一部呕心沥血的《中国农民调查》成了让人伤怀悲秋的“中国书”。人说：第一次现代化以工业经济为引擎；第二次现代化以知识经济为引擎。然而，对广袤的中国农村来说，不少地区现在恐怕还处在前现代化时期或是第一次现代化的初级阶段。
　　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难想像，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强势经济一定会打败体力经济这种弱势经济。那么，身处小农经济或者近似小农经济的弱势经济体系中的中国农民，他们的命运到底由谁来主宰？他们如何摆脱不幸？苦思之下，结论是：只有知识的力量和农民自我的觉醒才能拯救中国农民。只有农民自己的强大才能彻底改变其命運。
　　鲁迅先生早年说过：人立尔后万事举。“人立”即“立人”，可以理解为独立的人格、完整的权利、强大的自我。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毕竟是内因。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民的发展程度偏低，是长期的教育落后和投资匮乏所导致的“深度能力贫困”。根据笔者对２０００年“五普”数据的计算，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概是７．１年（城镇人口为９．４年），也就是初一文化程度，至于所受教育的质量就不好说了。所以，这里有个农村教育贫困的问题。农村人口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其危害至少有：
　　 易遭受轻视；
　　缺乏发展的能力；
　　会淡漠权利保护意识；
　　难以把握自我发展的机会；
　　难以成为有组织的社会群体；
　　意味着多了消费力却少了生产力；
　　只能对土地资源进行粗放的开发利用；
　　避免不了非农化的同时却意味着逆向回归……
　　明治维新以降，日本汲取西方文明一切优长，坚定不移地走教育立国之路，日趋强大。极端重视教育是日本近代化、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特点。明治之初，日本全国上下尽一切努力来提高就学率，在全国范围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到明治末年（１９１２年），就学率已过９５％。直到今天，在日本乡村旅行的人们仍可看到，小学校的校舍大多是村中最好的建筑物，这表明了日本人对教育的重视。战后，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包括日本农民）成为实现经济恢复的巨大推力，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也随着日本战后的复兴显示出来。日本对教育立国的坚信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求知欲昭示了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人脑是最重要的资源。投资人口才是一个社会的出路。正如名著《激荡的百年史》的作者吉田茂所说：“日本拥有大量的人口，但只要它是优秀的劳动力，人口多也没有问题。”人力可以补天力之不足。这就是国土面积狭小、天然资源缺乏的日本，人口密度虽高但人口压力却不大的原因。日本优良的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使人口的压力转变成了人口的推力，其中全民教育投资机制至为重要。在二战废墟上崛起的联邦德国也同样受惠于全民教育的发达。
　　比照之下，中国最大的隐忧就是在控制人口的同时却不能很好地投资人口，长此以往，人口必成包袱。增加对农民、农业的“营养”，才能增加农民、农业的“产出”。如何将农民培养成适应知识经济发展趋势的新劳动者，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农民最终是要走向市场、面对世界的。目前农民所承受的合法负担中，７０％是用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这已成为农民合法负担中比例最大的一部分。从这个层面来看，政府投资教育无疑是对农民的很大减负。保障教育资源的制度性供给是使三农问题走出困境的百年大计。农民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帮助。加强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是完成不了的。义务教育的本质是国家有义务使本国的国民完成最基础的教育，为其成长为合格劳动力奠定基础。农民的收入贫困需要通过其自身素质的提高来改善，对成年农民来说，有一个职业技能培训的问题；对未来的农民来说，有一个基本的义务教育的问题。如果全国上下都能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义务教育，中国就一定有希望。政府投资起一个引领的作用，吸引其他资源加盟。保持连续性，一直坚持下去，坚决贯彻“一个也不能少”的精神，中国定能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