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总体符号学的启示下，本文对符号学的伦理思考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明确阐述了“符号伦理学”这一概念。人类不仅是符号的动物，更是符号伦理的动物，所以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符号世界里，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化交流的背景下，人类作为对话与关系体的主体，应该学会倾听和关怀他人，成长为有担当的人，有能力处理符号、符号的符号的问题，并能调停、反思和领会人类与整个地球的符号活动关系。
[关键词]总体符号学；伦理符号学；符号伦理的动物
[作者简介]苏珊·佩特丽莉（Susan Petrilli），意大利巴里大学教授，美国符号协会第七位“西比奥克学者”（Sebeok Fellow）。
[译者简介]周劲松，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 610054）。
在此所作评述中，我打算以一种更具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方式来考察符号学。它与其说是我想要探讨的作为有关符号在生命和经验中所起根本性作用这样一种意识的整个符号发展史，不如说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都生活过的我们，所见证并且参与其中的符号学发展的当代现象。因为，尽管今天的符号学背后理所当然地有着长长的一段历史，但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知识运动，却让人深感，相比以往任何其他时期，符号学更可谓“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因此，我要谈及的主要是20世纪的人物，其中一些至今健在。而我尤其要谈及的，是人类符号活动中认识还不透彻的伦理的一面，它刚刚走上前台。譬如（一个共时性的例子）它于2003年才出现在埃罗·塔拉斯蒂（Eero Tarasti）的“存在符号学”研究中，在我与奥古斯都·庞齐奥（Augusto Ponzio）的“符号伦理学”研究中，尽管其他学者在这之后也开始运用到“符号伦理学”这个术语。
一、前提
语言是人类物种专属的动物模塑系统，它使得我们每个人不同于非人类的动物，具有如下能力：（1）创造多个可能的世界；（2）反思符号；（3）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4）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与整个地球的生命符号网络有关；（5）对地球符号活动的命运有所担当。考虑到今天技术发展所达到的高度，这意味着或者投身改善整个星球上生命条件的某种可能，或者为毁灭它——即刻的毁灭或慢性的灭绝——而采取行动。在上述能力中，前4项进入到“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或“生命符号学”（Semiotics of Life）的总体架构中，这在托马斯·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1920—2001）的研究中有着新近的、成熟的表述，但源头却至少可以追溯到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和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并且事实上，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是和后两位的实用主义紧密相关的，尤其是皮尔斯的“实效主义”（pragmaticism）。第5项是符号学中该趋势的分界点，我们无法再以包括我们的意识程度等在内的任何理由将之摒弃，而且事实上，在今天的全球交流条件下，假装我们看不到、感觉不到也不想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且让我们从我与奥古斯都·庞齐奥共同命定为“伦理符号学”的这一符号学转向的预见开始①。让我们从1971年开始，那一年，托马斯·西比奥克的论文《符号学及其同类》（“Semiotic’ and Its Congeners”）与《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精编版共同问世，我后面的讨论就将以此为据。此外，让我引用西比奥克在13年后的1984年当选主席时所作演讲，他声称此次演讲是自己“最具自传性的作品”②，其标题为“至关重要的符号”（Vital Signs）。凭借其“总体符号学”，西比奥克事实上在皮尔斯、莫里斯以及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所画出的那道水平线上占据着一个位置。在其1984年的主席当选演讲中，西比奥克提醒我们，正是皮尔斯这颗“指路明星”，在当代发展中引领符号学（semiotics）取代20世纪欧美的符号学（semiology），并将后者同化为自身的组成部分③。正是在西比奥克的影响下，“符号学”这个标签标志着后现代意识中的第一次繁荣，诸如实现符号在开创人类意识现实中的普遍作用等，这远胜任何其他个人。我们看到，正是那种全球意识在现在——游戏的后半程——获得了一种伦理维度，也就是为我们身涉其中的整体负责的一种维度，因为我们已然身涉其中，这正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演讲的主题。我们看到，在西比奥克发表其主席当选演讲11年之后，1995年，当迪利结束其书面文稿“科学的新开端”（A New Beginning for the Sciences）时，曾有即兴发言（这些话从未被纳入书面文稿）。他说，取代[自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以来]被用得甚为混乱的“进化”（evolution）一词的，或许是“符号活动”（semiosis）这个更为正确的术语。
上述当代思想脉络，正是我想编织到为这次演讲所作的沉思之中的东西。
二、生命、符号与责任：进入“意义学”
这使得我想到此刻我对你们谈起的关键问题和核心内容：西比奥克注意到，“生命改变世界以适应其需要，而其达成这一点的方式是通过符号行动”④。不过，他同时感到：“维勒（Wheeler）的说法强烈吸引着我，他认为，根本的自然常量，原子核的和世界的参量以及其他，是受到生命进化的不断要求制约的。”难道他不是在表示（即使没有充分意识到）生命诞生之前的自然世界的发展，其本身就是符号活动的产物？即便这种之前的发展，如皮尔斯所说，“如其所是，不能通过单单对符号进行研究就得到充分显露或揭示，（即便）对其的知识必定来自某个先前或旁支的来源”⑤，难道不是这样吗？
简言之，即便我们接受西比奥克的说法，没有符号活动就没有生命，我们仍然会问，这个说法的反面——“没有生命就没有符号”——是否同样正确？西比奥克，这位以符号学（semiotics）取代符号学（semiology）并将后者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纳入“符号学说”（doctrine of signs）的总建构师⑥，是会这样认为的。针对其符号活动的研究理路，相比更为堂皇的“科学”或“理论”，西比奥克更偏爱“符号学说”这个用语。这个用语他是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那里学来的。在后者眼中，一门“学说”是由大致构成一个知识场域的若干原则和观点组成的整体。因为这个用语中，西比奥克在包括乔治·巴克利（George Berkeley，1685—1753）①在内并且通往皮尔斯的一种传统之中，拥有了自己的位置。而且我们看到，对于“符号学说”这个用语，洛克创造了“符号学”（semiotics）作为其同义词，而拉丁学者正是在洛克的意义上使用的②。 但是，我们必须明了，皮尔斯的视界比西比奥克还要宽广。秉承同一思想脉络，迪利从约翰·普安索（John Poinsot，1589—1644）那里梳理出具有一种哲学本质的具体表现。他表示，尽管符号活动的确对生命物维系自身而言十分重要，但也有理由认为，符号活动不仅在其当前的、实际的存在中对于生命物而言是重要的，正如西比奥克所认识到的那样；而且对于自然世界中促成生命从近乎可能到成为事实的元初条件，也是重要的。在这一点上，随着自然在这个星球上（如其在别处的星球一样）朝着独特的生命形式进化，符号活动历经了不同层级的“简并”（degeneracy）或“孕育”（pregeneracy），在把越来越复杂的生命系统引入现实这一名副其实的符号活动大爆发之中，显露出自己完整而真实的样子。那种独特的生命形式，如马利坦（Maritain）所言，不仅能够使用符号，而且能够认识到符号的存在，此种生命即“符号的动物”（semiotic animal）③。
在1908年12月23日致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Victoria Welby，1837—1912）的信中，皮尔斯（当时已年近70）表述了自己关于符号学的宏大视角：
所有这些东西，数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引力、热动力学、光学、化学、比较解剖学、天文学、心理学、语音学、经济学、科学史、惠斯特纸牌、男男女女、葡萄酒、度量衡学，都只是作为符号学研究才进入我所能及的范围。④
所有存在之物，无论是人还是非人，都因为它们是符号，或者更恰当地说，都因为它们实施了“符号功能”，才被皮尔斯所关注。的确，正如他在《实效主义的几个问题》（“Issues of Pragmaticism”）这篇1905年发表的论文中所说：整个世界，整个存在之物以及我们之于其观念所构成的世界，我们习惯上称之为真实（truth）和存在所构成的世界，不过是那个更广袤世界的组成部分而已，“这整个的世界处处充斥着符号，即便这世界并非纯粹由符号构成”⑤。
在各种著述中，皮尔斯罗列了他相信应该归入符号的无数例子，譬如他在1909年名为《论意义：基于对同一所进行的半个世纪观察》（“Essays on Meaning：By a Half-Century’s Student of the Same”）论文的前言中所言。在梳理有关符号学的总体描述过程中，他指的是诸如图像、图画、表格、指物的手指、疾病症状、眨眼、手帕上打的结、记忆、幻想、概念、表示、个别符、数字、字母、单词、短语、句子、章节、书本、资料收藏、信号、祈使命令、显微镜、立法委员、音乐符号、器乐演奏、节目表演、自然的呼号，换言之，就是能够创造出从其自身之外的某物释放出的精神图像的任何东西。但按照皮尔斯的观点，在一般符号活动之外，在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人类符号活动层”（anthroposemiosic sphere）之中，作全球化考虑的世界是一个符号，“一个庞大的再现体，一个巨大的象征符号……一个主题”；就其作为主题而言，它“必然是一件艺术品，一首伟大的诗歌……一部交响曲……一副绘画”①。宣称世界充斥着符号，就意味着世界——包括生命之前和之后在内的整个世界——在构成上被赋予了一种潜力无限的意指和解释操作的生成机制。
但是，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符号活动的发展以及人类——“符号的动物”——的出现，产生出一种意识，它将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随之一道带来一种责任感，即一种对于动物物种的未来所具有的责任。这种独特意识正是从这之中而来的，但责任感在原则上不仅涉及任一其他动物物种，而且涉及任一生命形式；因为责任感是植根在一种知识形式之中的，它（我称之为“元符号活动”（metasemiosis）②仅凭自身就能够构想出作为全球的、系统交互的现象的生物界有何需求，并因此而采取措施使得文明与文化与此需求相符，如果与此需求背离，就将会摧毁大地——生命滋长有赖其上的生物符号活动的全球性整体。
正如我在别处表示过的③，我反对针对皮尔斯符号学作简化的解读。有关与他者的关系、对话以及对于他者的责任这个问题，在皮尔斯本人对在人类世界之中并因此在人类主体之中的符号活动所持观念里，同样居于核心地位。事实上，皮尔斯符号理论中不应该被低估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为重新界定主体性所做出的贡献。正是因为其由符号构成，也就是说，由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符号构成，主体性是作为对话性的、关系性的开放单位而出现的，这个过程在开放的人的内部和人与人之间那种与自身和他者的对话性的相互关系中发展。所以，主体性不可避免地是符号之间相互关联性的表达，不仅与其他物体不可分割，而且因此而涉及其对于他者、对于宏大符号活动网络中其他“符号”不可逃避的责任这种前提条件。在这种状况下，对他者的冷漠和封闭是一种被迫而且做作的向内收缩。关于在皮尔斯研究过程中一直有所发展的思想和主体性的对话观，可以追溯到他早期的著述。正因为主体性由符号构成——用我自己的话说，由符号材料构成，所以它的边界就不能一劳永逸地被划出。事实上，边界只能在与其他主体的对话性遭遇中划出。人类诞生在这样一个社群中，其中体验是和该社群中其他成员相互关联地经历的，绝非是与该社群相互隔绝的：
我们知道，人若形只影单，则是不完整的，人本质上是社会的一个可能的成员。特别是，一个人的经验如果单独而论，什么都算不上。如果他看到他者所不能看到的东西，我们会称之为幻觉。必须加以思考的，不是“我的”经验，而是“我们的”经验；并且这个“我们”具有无限的可能性。①
就符号探索的伦理和社会含义而言，除了皮尔斯和莫里斯②，另外一个杰出符号研究者是维多利亚·维尔比③。维尔比的意义学（significs）[通过荷兰诗人兼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范·伊登（Frederik van Eeden）对之所作的思考，它引发了荷兰的意义学运动]超越了纯粹的描述论，致力于在符号学的认识和认知边界之上，来分析伦理学、审美以及实用主义哲学维度中的符号，而这正是符号学与价值论相互交合的地带。维尔比倡导意义学缘于这一假设：符号和意义问题不能脱离在人类兴趣和目的所有可能领域中有关意义地位和价值的思考。她的工作使得符号学超过了人们所认为的“认知符号学”（cognitive semiotics）这一边界，也超过了符义学这种专门主张。意义学关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特别的、专门的领域中的意义问题，它邀请我们所有人——不只是专家，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每一个人——来提出这个问题：“这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是单单要对语言意义发问，而是要探知某物对我们所具有的价值。所以，意义学作为一种精神训练方法而出现，它在伦理和教育方面意味深长，关系到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方面，并因此而关系到作出负责任的选择。 维尔比用以体现其符号和意义理论的意义学，还包括“意义哲学”（philosophy of significance）和“翻译哲学”（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等其他表达，这充分显现出其方法的不同侧面。符号意义随着跨不同符号类型和层级的翻译过程中的增加而增殖。事实上，维尔比所说的翻译是一种解释和理解的方式，她将其如此而先驱性地运用到对符号和意义展开反思的若干领域中。
借用雅克布森的说法，在这种语境下，翻译不只是按照语际（interlingual）的翻译来理解（尽管它也是语际性的），而更重要的是作为符际的（intersemiotic）翻译和语内的（intralingual）翻译来理解。所有符号以及表达本身都是翻译，这是得到了皮尔斯符号观确认的一个观点。如维尔比所主张那样，心灵活动是自主性的翻译操作，她同皮尔斯的看法再次一致。维尔比的翻译理论对其意义学具有结构性作用，与她对语言修辞性的思考密切相关，所以与她对暗喻、类比、同族关系在思维、知识、交流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思考密切相关。由于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意义学同时又作为一种方法出现，这种方法能够强化意识，增强并驾驭作为理解一般语词行为和非语词行为本义、蕴含和意味条件的翻译操作。通过这种方式，维尔比的意义学在严格的认知或认识维度之外，更与符号生命及其研究的伦理维度有所关涉。
因此，在我看来，从符号和符号伦理理论上说，对于符号、意义以及责任之间关系的思考，是不能忽略维尔比所做的工作的。她引入了“意义学”这个新术语来标识自己1894—1896年间关于符号、语言和交流之间关系研究的独有方式，使得我们有必要发问：“它意味着什么？”“它什么意思？”“有什么含义？”作为意义学家，维尔比主要关注符号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因为符号对向、朝向人类的交流和行为。她强调，必须探询语词含义、人类实践活动蕴含——在终极分析中，即探询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发展意识和责任批判，全球范围内采取负责任的批判行为这种追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意义学为一位女性所开创，这并不让人惊讶，她未曾跻身符号与语言科学的万神殿或先贤谱，也不让人奇怪，但她却有着重要影响。除了皮尔斯和前文提到的范·伊登，她还影响到无数其他重要学者，譬如柏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查尔斯·奥登（Charles K. Ogden）、乔治·斯道特（George F. Stout）、约翰·波尔德温（John M. Baldwin）、费迪南·席勒（Ferdinand S. Schiller）、费迪南·托尼斯（Ferdinand T■nnies）等。“它意味着什么？”“它什么意思？”“有什么含义？”维尔比引导我们，面对一切语言中语词和非语词的一切表达，无论是普通语言还是特别语言，面对任何人类行为或社会实践活动，都提出这些问题来。
三、与他者的关系、对话理论以及作为人类理解条件的倾听
在《理解的四个时期》（Four Ages of Understanding）这部2001年出版的划时代巨著中①，迪利以提出“时间分界线”（the boundary of time）这个概念作为开始，来标识活在特定的“此处此刻”（here and now）那些人的生卒年岁。因此，他的“时间分界线”概念，是事实性的生活时间。按照该书所提出的，“理解的四个时期”细分如下：古典希腊思想时期、拉丁时期、现代思想时期和后现代思想时期。在这种界定下，“现在”是专门为活着的人保留的，“过去”是不再活着的人的领域，“未来”属于并未活在现在但会在未来出现的人。“现在”属于现在在世者这个领域，必然是激发特定历史解释那种视角的所在。人类理解中的发展与符号一般理论吻合，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宣布它是以“总体符号学”作为特色的②。
后现代阶段被称为“符号之道”（the way of signs），它的倡导者是（或者曾经是）诸如查尔斯·皮尔斯（1838—1914）、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查尔斯·莫里斯（1901—1979）以及托马斯·西比奥克等开创者。在这里，我仅限于谈论在《四个时期》所列“奠基之父、奠基之母”中未曾提及的另外两位哲学家兼符号学家：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1837—1912）和米哈伊·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1895—1975）。
此外，现在与符号在对人类理解的历史所作解释之中的联系，并不只依赖于生命与符号之间的一般性关系。特别就我们而言，作为身在21世纪的符号行为解释者，“现在”意味着分割现代与后现代的那条界线，即知识文化的一个新的、真正全球性时代的开始。“如果对于后现代意识的出现存在着一个核心观念的话”，迪利在《理解的四个时期》写道，“那么，它就是符号观念”。符号观念以及此观念在符号理论中的基础，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现在这一特别视角的关键语境，以对理解的历史作出新的理解。
从作为全球交流时代的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来看——在这个时期人类越来越清晰地作为“符号的动物”出现，符号理论与人类理解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利关系。
符号观念通过不同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在迪利所描述的四个时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造成它们之间的众多差别而做出了贡献。但是在后现代时期，有关人类本质的定义本身则是以物种专有的符号使用作为基础的。迪利说，哲学思想的直接未来所要求的有关人类本质的定义，在于“人类这种动物，是作为除使用符号之外还知道有符号存在的唯一动物，因而被恰当地称为‘符号动物’（animal semeioticum）”①。他同时还补充说：“正如笛卡儿关于人作为‘思想之物’（res cogitans）这一定义（相对希腊学者和拉丁学者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ale]），标志着从古典的、中世纪的思想向理性的、认识论的现代思想过渡，因此，人作为符号动物这一定义对后人而言，将会标志着从现代思想到后现代思想的过渡。”②迪利在《四个时期》之后的著述中，进一步阐述了符号学在这方面的此类观点。如题所示，他于2002年出版的著作《人类理解因何而特别》（What Distinguishes Human Understanding），就是专门探讨人类理解问题的，其中包括关于“符号动物”的整一专章；而且，在其整个著述中，迪利都还在继续对这类话题进行探索，譬如他于2007年出版的著作《意图性与符号学》（Intentionality and Semiotics）。 我在不同场合都坚持伦理学在人类理解起源上的首要地位。“现实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Reality”，这是迪利专论“古典哲学”的《理解的四个时期》第一部分所用的标题）是以有能力倾听并欢迎他者作为前提的；“他者”（autrui）是法国哲学家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常使用的术语。“他者”对于按照人这一物种特有的形式构建客观世界非常必要，但同时，“他者”对于想要去除其他性（otherness）的所有那些范畴则是难以驾驭的。对于被理解为同一、整体、存在的世界的完整性和封闭性，“他者”是一种构成上的阻碍。与“他性中的他者”（Other in its otherness）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过量的、多余的关系出现的；与作为他的他者之间的关系替代了客观化思想，就存在的现实而言，就如其所是的世界而言，就本体论而言，把自身呈现为被认为是主体与客体之间这种二分关系之中释放出来的东西，呈现为超念之物（transcendence）③。
与作为他的他者之间的关系，他性关系，不可化约地超出了知识领域、认知领域、概念、抽象思维的领域（正因为这种关系，它们才成为可能）。与他性中的他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发展人类理解、知识和主体性的伦理基础、条件和前提。
维尔比相信教育须从一生中非常早的阶段开始的重要性。她研究了教育问题和教学方法论问题，对如何教育孩子方面有着极大兴趣。在她看来，重要的是人类从孩提时代就应学会批判性思考，这样一种思考直截了当地就是如何开发人类与生俱来的那种才能。因此，语言的批判和批判意识的发展，是她著述中的主要话题。她对传统教育体制持批判态度，认为其总体性的特点具有教条主义倾向，抑制了创造、批判和表达方面的潜力④。正是在寻求一种救治的过程中，她对符号、价值观和行为作出理论梳理，将其变成了她意义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她还坚持符号化操作中的伦理维度。责任、自由、友善、倾听他者，是意义学逻辑的构成部件，如此这般的表述，同莫里斯本人的方法类似，是与符号伦理学及其所倡导的新式人文主义相互一致的。这种新式人文主义，“他性人文主义”（humanism of otherness），尤其在列维纳斯那里是有过预想的①。
在此语境中对“伦理”的理解，列维纳斯有如下解释：
我们不把通过理解的综合或通过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而绑缚在一起的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称为伦理关系，我们所谓的伦理关系，是其中一方对于另一方有所负重、有所关怀、具有意义，它们通过一种知识所无法耗尽、无法拆解的情节而绑缚在一起。②显然，“伦理”一词在这里的理解是不同于其传统意蕴的。同雅克·德里达的看法一致③，我们可以宣称：列维纳斯的伦理是本体论之前和之上的，正如考虑到本体论在政治现实主义中所具有的内涵，它是在国家或政治之前和之上的。
与“他性中的他者”之间这种关系，是我为他人（one-for-the-other）的牵涉、展露、责任、非冷漠的邻近性④。它的前提是能够去倾听——那种“有所回应的领悟”（answering comprehension）和“有所回应的理解”（responsive understanding）的倾听，能够去欢迎他者。罗兰·巴尔特说：“倾听会说话。”这与米哈伊·巴赫金的看法一致：倾听所面对的是建构性对话中的符号。如果“有所回应的倾听”（responsive listening）以及与之相伴的他性逻辑受到压制和排斥，那么绝对的他性，想要听到的愿望，或者“应用意义上的倾听”（applied listening），就会占到上风。这就是说，解释项被拘囿在一个“封闭的话语世界”（closed universe of discourse）里，其中，问询和提前设定好的作用是固定了的，而且倾听和有所回应的理解是彼此分开的。“应用意义上的倾听”发生在一个由提前设定好的话语作用构成的网络之中，它恪守“信徒、弟子和病人的古老地位”⑤。与此相反，按照对话方式理解的倾听，有所回应的领悟以及非冷漠的他者蕴含，则从来不把意义固定或僵化，而是与生成始终不断、对话性的新的指符和解释项这一能力相关，与由话语中的作用所确立的无限责任相关，与回应性相关⑥。
如巴赫金曾特地教导我们的那样，言说不仅意味着言说别人的话语，而且意味着在一种不可避免的关涉和蕴含关系之中对他者有所考虑，对他者有所交代，对他者有所担当。因此，言说总是意味着作出回应和担负责任——首先是对自己负责，让自己适当。“我”言说，并在这言说中对他者有所承担⑦。
人类理解暗含了对话思想。就结构而言，对话这个字眼是对话性的字眼，它出现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中，它是一种回应、回答、答复，是另外一个问题。对构成要素而言，理解是对话性的。对话是外部或内部的话语，在这话语中，“他者”这个用词——不一定就是另外一个人——干扰到被认为某人自己用词的东西。既然与他者的关系对向“我”的构成、个体思维的构成，那么，他性甚至就位于主体之中，同一性之中和“我”之中。事实上，这本身就是对话性的，是同一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就构成要素和结构而言，“我”是对话性的，意思就是：“我”证明了他性关系——无论这是非自身的他者（others from self）的他性，抑或自身的他者（others of self）的他性。对于诸如皮尔斯和巴赫金之类哲学家而言，对话就是思想模态本身①。
同“形式上的对话思想”（formal dialogism）相比②，巴赫金所辨识的语词和思想的“实质性的对话思想”（substantial dialogism）处在这个哲学用词的起源位置。这个哲学用词来自于（derives from），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在于（consists in）特别的人类反思符号的能力，这被认为是“元符号活动”，是“符号动物”的独有特色③。反思符号的能力意味着对他性的感知，因此是对责任性的伦理感知的所在和源泉。 用这种方式限制我们，我们仍然可以说，至少任何有生命的和地球的实体都定然是符号活动链条上的一环，并且，甚至对于仅仅作为有机体的部分而已的东西，对于人类所制造的人工扩展的东西，同样是如此。毕竟，地球的生物符号活动是符号活动。而且我们知道，西比奥克本人的研究中一个核心概念就是，符号活动与生命是合一的①，符号活动的确正是区分有生命之物与无生命之物的关键特征。按照这一看法，符号过程并不始终存在于世界发展过程之中，而是肯定与生命发展一道出现。与此看法不同的是，我们在更早些时候表示过，符号活动作为对未来施加的影响，即使在世界为生命所做的准备之中，也被涉及②。
六、从符号活动到符号伦理学
针对西比奥克在《符号活动与符号学：未来会怎样？》一文中关于符号活动未来、符号活动命运所提的问题③，符号伦理学是给出答案的关键组成部分。符号伦理学试图就符号学对符号活动的责任给出证据，因此提出，现在建立在皮尔斯所认为的一般符号科学基础之上的“总体符号学”，应该确切地按照“符号伦理学”来作出进一步发展。
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生态学和语言学、心理学和健康科学，它们的内在分工——从基因学到医学符征学、心理分析、老年学，再到免疫学——都在总体符号学中发现了相遇和互换的位置以及系统化与一体化的空间。不过，重要的是应注意到，“系统化”与“一体化”并不是按照新实证主义方式，按照“百科全书”模式来理解的（是否是一个有关把知识与语言实践并置，或者把知识化约为一个简单的科学领域及其相关语言的问题，就像在新实证主义物理主张中那样）。总体符号学是一种涉及符号相关的所有学科的元科学，它不可能被化约成“关于（实验性）科学的哲学”这一地位。虽然作为一种共识性科学④，它当然地是以一种对话方式与哲学有关的，而且事实上是哲学的固有部分。总体符号学把其他知识领域和人类实践联系在一起，而一般情况下，出于一种特别的合理化需要，或者因为短视地着眼于部门化这样一种无用甚至有害倾向，两者通常是被分隔开来的（这些伎俩摆脱不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暗示，很多时候使用自称具有科学性的种种动机拙劣地遮遮掩掩）。
相反，因为符号活动的总体研究方法而使得视野可能得到不断发展而且充满创新，主张认同新的跨学科关系和新的解释实践，正如莫里斯所拉开序幕的那样。符号关系在人们之前认为一无所有的地方得到确认，即人们之前认为只有纯粹的“事实”和事物间的关系，仿佛不依赖于交流和解释操作而存在。此外，这种视野的不断变动还主张发现新的认知领域以及以对话方式互动的语言，事实上，符号之间的对话性关系问题已然存在，而且要求得到承认。这不仅是一个新的架设桥梁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最终承认已然存在、对存在者具有构成性意义的相互关联性、对话性的身体间性，这正是约翰·迪利在明天午餐会的会议发言中要谈到的问题。正是在探索各门不同科学的界线和边缘这个问题上，西比奥克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赋予了“符号学科”这种符号学的开放性质。
皮尔斯同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一样，但结果却大相径庭①，重点关注了意指条件，这使他获得了明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通基础这种可能性。由于皮尔斯的“范畴学”，统治西方哲学思想的两种对立的现实观最终能够碰上头。这里我所指的，一个是源自亚里斯多德的事物观，认为事物因其自身而存在，不依赖于思想；而相对的另外一个，则把现实描述为是依赖于思想的。两者的交汇点是把对象、事物和思想描述成共同的符号活动操作这样一种符号学的观点。
“符号学科”这个表达还揭示出符号学的批判立场，因为它不仅赋予自己观察和描述符号操作的任务，而且按照普安索和皮尔斯所指引的道路，对符号操作所以可能的条件作出追问，一如它对研究符号操作的各门学科所以可能的条件作出追问。而且，我们在上面已经注意到，西比奥克所选择的“符号学科”这一表达，对人类历史诸个世纪中的符号学而言，最具普遍性的意义。
总体符号学的对象和生命符号学的对象是“符号界”（semiosphere）。这个术语出自尤里·洛特曼（Jurij Lotman），但是后来却在叶斯柏·霍夫梅尔（Jesper Hoffmeyer）所引入的大加扩展了的意义上被使用②。事实上，洛特曼把“符号界”所指的领域限定在人类文化之内。相比之下，从总体符号学的观点看，其中，符号活动是与生命两相合一的（正因如此，总体符号学也可以被命定为“生命符号学”）。追随西比奥克的步伐，霍夫梅尔也表明，符号界等同于生物界，所以作为“符号生物界”出现。总体符号学的立场是证明符号网络的扩张和一以贯之，它实际上包括了由人类、人类文化、符号、象征和艺术品等等所建构的（洛特曼的）狭义的符号界。但是，总体符号学还证明了这一事实：符号界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符号界——符号生物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人类作为生命之物而言，这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离开，也绝不会离开的符号网络。
所有这一切，是远离20世纪中期主流符号学的一个声音，是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符号研究，被化约为脱离生产过程历史—社会关系的有关信息交换问题之后产生的一个声音，是来自符号与价值论之间关系的一个声音。在若干场合，我都证明了这类倾向的差强人意，它们还暗示出一种被化约为单纯交换价值的人类主体性观念。我要重申，符号伦理学强调的是“符号学的统一功能”，并且辨析出该功能的三个方面：“描述—解释”方面，“方法论”方面以及“伦理”方面。
七、符号伦理学：全球化之前和之上
符号伦理学的一个根本主张是：符号学不仅要描述和解释符号，而且必须寻找足够的方法来探索知识的获得，还要就人类行为和社会规划提出设想。作为有关符号的一般（共识性）科学，符号学必须征服狭隘的专门论，即众多科学之中一切形式的分隔思想③。符号学的伦理方面是规划性的，应该为人类实践的批判方向提出设想，这一般与从生物到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都有所涉及，并且关注到重新建立作为分隔之物来思考和体验的东西之间的关联④。 批判能力、社会意识以及负责的行为，这些是符号研究中的核心主题，它们所要质询的，不只是有关科学的感觉，而且是对于人类有关生命的感觉。符号伦理学发展了西比奥克的观点并且超越了他，证明了总体符号学的伦理蕴含以及它们对于教育，尤其是对于全面而批判性地理解当下情形中的交流，即全球化之中的交流、全球性的交流所具有的重要性。符号伦理学汲取了西比奥克对人类中心和语言中心符号理论及实践的批判，明确了“符号学”（semiology）中把注意力限制在“社会生活中的符号”（signes au sein de la vie sociale），其中又特别是意图性符号这一重要缺陷。此外，“符号学”（semiology）以语词模式作为基础，并因“以部分代整体”（pars pro toto）这种错误而缺乏效力。也就是说，它弄混了部分（人类符号，尤其是语词符号）和整体（所有可能的符号，人类的和非人类的）①。针对“以部分代整体”这种谬误的批判以及诉诸所谓去整体性方法，被证明对于符号伦理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一般符号学不能被局限于仅仅研究文化中的交流，声称秉持如此观念的“符号学”（semiology）就是一般符号学，不过是一种迷思罢了。一般符号学为自己选择“符号学”（semiotics）这个名称之时，就同“符号学”（semiology）及其错误拉开了距离②。西比奥克把“符号学”（semiology）传统称为“小传统”（minor tradition），并且针对于此，提出了他所谓的“大传统”（major tradition），后者的代表性人物有约翰·普安索（1589—1644）、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皮尔斯（1839—1914）以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约460—377）和盖仑（Galenus，约129—200）有关符号与病征那些非常早期的著述。就其所代表的东西而言，整个世界进入了西比奥克所谓的“总体符号学”，这正是他2001年去世之前最后出版那部著作的名称③。“总体符号学”这个表达标明了符号学中的一种新潮流，它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直在发展变化，它超越了作为“符号学”（semiology）而被实践的符号学边界，构想了一种打破任何边界束缚的，更为综合、强调符号研究的拓展和全面可拓展性的方法。有生命的人类是符号所构成的世界之中的一个符号。据此它得出结论，生物符号视角对于充分理解交流行为是十分必要的。在西比奥克之后，符号学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于符号领域的认识都发生了极大改变。实际上，尤其是因为有了他，符号学在新千年的开始就已经拓宽了自己的疆界，远远超出了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所设想的符号研究视野④。
在被理解为与生命合一的总体交流语境中，在考布里（Cobley）2004年给出的简易等式中，“存在”就意味着“交流”，而如上所论及的对话并不仅仅是彼此说着话的两个人一应一答，而是标明身体间性关涉的不变状况，以及身体和贯穿整个符号世界的符号之间的交互性蕴含①。生物符号活动对话思想的核心条件，正是出现在人类符号活动界的更为专门的对话的必要条件。譬如，巴赫金对“形式性对话”与“实质性对话”作出了区分。从生物符号活动角度看，模塑、交流、对话是彼此作为前提的，它们共同形成了生命，包括人类，在整个地球上多样而特别成长的基础和条件。在这样一种总体框架之中，交流不能简单地用从发出者到接受者这种信息传递来理解，即便这是其众多可能的展现之一。交流与符号活动更为普遍地是合一的，因此是与生命及其之上的东西合一的，从而预设了这一前提：对话性的相互关联关系是一个处处皆如是的状况，构成地球上庞大的生命符号活动网络的符号之间是相互依赖的。
用对话思想对“解释项符号”和“被解释符号”之间的关系（包括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加以理论化，积极参与和回应积极的他性，是符号伦理学中的核心课题。符号解释层与话语的意识形态层之间的关系，是符号伦理学中另外一个关注焦点，它强调了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那种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关于符号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研究，诸如费卢齐奥·罗西-兰迪（Ferrucio Rossi-Landi，1921—1985）和亚当·沙夫（Adam Schaff，1913—2006）等所做的工作，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关系是与符号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的——包括语言方面、经济方面、伦理方面和审美方面的价值。此外，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确立的“经验”和“能力”之间那种对话关系不同，符号伦理学——同时也远不同于康德之后的现代观念——是以一种一般符号学研究方法为前提的，它把经验描述成包括（皮尔斯的）试推法的推导操作在内的一系列解释行为。通过解释行为，主体使得信息得以完成、组织和关联，否则它们就是破碎而不完整的。如此而来，相比起初的输入，经验就是革命性的、品质上更为优越的。符号伦理学把它对经验和能力的看法植根于一种符号、解释和推论所构成的对话理论②。
要充分理解今天的社会—经济世界，即“总体交流”的世界，既需要研究符号生命，也需要研究总体性的生命符号的一种理论方法，与“符号伦理学”相互关联的“总体符号学”所能够提供的方法。今天这个世界的特点是：一场新型的计算机驱动的工业革命，全球性的自由市场，贯穿整个生产循环（生产、交换、消费）的无所不在的交流。交流为了资本利润而受到剥削。但是，在全球化阶段中赋予我们今日世界特色的，是其可能发生整个星球层面上的毁灭。整个地球上生命遭受毁灭这种危险，随着21世纪的到来而增大了。如果符号活动以及由此而来的生命要继续下去，危险必须得到明辨和相互沟通，之后采取行动来降低或者根除危险。总体性责任的感觉在今天是必要的——正如使得我们身陷其中的社会体系是总体性的。而且，正如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或者“生命符号学”所教导我们的，总体性责任意味着需要理解交流与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星球视角为一种研究当代性的方法奠定了基础，它能够超越当代性本身的限制，使我们能够凝望未来、重释过去，从伦理符号学的观点看，这意味着无需任何借口地拥抱责任。 在一个由生产和市场交换逻辑主宰的世界中，每件东西都可能商品化，人性面临着朝向符号非功能性和模棱两可的去感觉化：从构成身体的符号到看似无用的同他人之间的交际性交流符号。全球化阶段的资本主义正在强迫推行使自我和身体、自我和环境之间的交流变得愈发艰难和扭曲的一种生态状况。如果我们要提高生命质量，我们必须恢复这些符号及其对于生命的意义。从叙事性角度看，作为该项工程的一个部分，符号伦理学的一项任务，就是重新联系起理性的世界观和神话、传说、语言以及其他致力于人类与其周遭世界关系的通俗传统。生命符号学在的对于人类行为具有丰富的启迪：我们尚不能阅读、未曾想要阅读、不再知道如何阅读的生命符号，必须恢复它们对于以一切形式展现出的人性和生命的健康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关联性。从总体符号视角看，人类符号活动只是符号活动的一个特殊界域，却与构成庞大符号网络的所有其他符号活动界域都息息相关。
生物符号学领域中的研究证明，符号网络如何同整个星球上茁壮成长的多姿多彩的生命两相合一。符号研究必须说明所有地球生物系统，从较低层次的分子机制界域到较高的被取名“盖亚”这个假设性实体（盖亚，Gaia，希腊语中意为“大地之母”——这个术语在20世纪70年代被科学家引入，表示包括地球上多种生命形式相互作用在内的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如西比奥克所说，以《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中的幻想世界为喻，从分子基因和病毒构成的小人国，到与格列佛身材相仿的人间世，再到大人国即盖亚我们这个巨型的生物—基因—化学生态系统，符号活动无处不在。远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社会到来之前，即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全球市场所支撑的人工智能技术方面进步而带来的交流网络全球覆盖之前，全球性交流就已经通过符号活动成为一个生命事实。
从生物符号活动角度看，全球性交流从生命演化之初就给其打下烙印，并且是如果我们作为人类动物要继续在全球生长就不能忽视的一种生命事实。全球性被嵌入了符号活动本质之中。人类交流是总体生物符号活动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所有生命形式都直接地与其他所有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即便所采取的形式是不直接的。符号活动，或者更确切地说，生物符号活动这一视角证实了整个星球上生命所有方面都相互关涉和彼此关联这种状况。在符号学意义上而言，全球理论或者全球化强调了身体与符号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关联、彼此相关这种状况，如此以来，对于他者的漠然，甚至压迫他者这种意志，只会让有这种态度者自取其辱。相比之下，按照社会—经济方式理解的全球化对于部门性的和自我的利益作用显著，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狭隘和短视的观察角度，显得似是而非。在这一语境下，全球性交流，即按照今天投入到再生产所有阶段——生产、流通、消费——之中，这样一种全球性社会—经济体系所理解的交流，换言之，作为公司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来理解的全球性交流，既不是无可避免，也不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事实上，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如它通过对整个星球所施加的往往具有毁灭性的影响所宣示的那样，它甚至威胁到要彻底摧毁生命。全球化的毁灭性特点是和当下发展阶段中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体系相联系的，这一点如今变得愈加明显了。毁灭的最突出表现之一是战争，然而今天也表现在全球性环境污染、全球性制造让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难以为继的种种状况。相反，符号学观点则证实，需要把人类担负责任的能力当作为了他者担负责任，而不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之中与身份自私利益相关的那种担负责任。
与毁灭生命和环境的方式不同，符号伦理学试图表明，为了一个基于按照异质性和对话思想——而非按照强词夺理和使一种差异凌驾于另外一种差异——所理解的世界而努力是可能的。异质性逻辑涉及基于诸差异之间身体间性对话和共同参与的同舟共济能力，即便诸差异之间彼此有所冲突。在这个全球交流生产的世界中，今天更远胜从前越来越明显，全球性责任不可能与同他者之间的全球性关涉关系分割开来，不可能同朝向他者的对话性回应关系分割开来。同时根据这种逻辑，致力于人类的权利始终而且毫无保留地意味着致力于他者的权利。
“全球性交流—生产”这个表达，不仅仅指交流网络和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这个事实，而且指人类生命的所有方面都被融入到交流—生产体系之中。无论所指的是发展、福利和消费主义，还是欠发达、贫穷和不具可持续性的生活条件，是健康还是疾病，是中规中矩还是离经叛道，是社会集约还是边缘化，是就业还是失业，是把人们转变成以外流为特征的劳动力还是要求大多数时候都不被给予的具有流动特征的接纳，或者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商品——毒品、人体器官、“非常规武器”——的买卖，都是真实的。融入也并非仅限于人类生活的交流—生产体系，而是与之相反，关系到整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它们在全球性交流—生产体系中的健康与否，现在正面临着危险。
从总体符号学和符号伦理学角度思考这些问题，必须注意到全球化所提供的语境。所以，我们的分析方法必定和产生出我们所分析的问题的语境一样，是全球性的。总体性方法不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定在交流—生产体系的局部，这是针对体系自身功能的内在角度所要求的。它也不应该把注意力限定在心理主体，即限定在被社会科学强行化约为模式的主体，按照统计数字来衡量的主体。全球性交流—生产要求一种方法论性质的、理论性质的视角，它同所观察的现象一样是全球性的。全球性视角注重一种更好地理解交流—生产的全球性逻辑；因此，这样一种视角注重的是，具有针对建构了它的社会生产体系的一种批判能力。
面向倾听、无条件地关怀他者、对话性的身体间性，对于总体符号学及其任务，对于理解整个符号活动的世界的能力，对于讨论不同形式的分离主义和以部分代整体的形形色色倾向——无论出于错误还是错误信念——所要求的能力，具有决定性意义。譬如，在社会和文化间的生活中坚持个体主义原则这种倾向，以及当下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的“过分专业化危机”现象，就属于这种情况。
符号学是和倾听他者的能力相关的，这也是如西比奥克所描述的，恢复和重新建立它作为以疾病征兆为关注重点的医学“病征学”或“症状学”这一古老职业的前提。秉承坚持并超越西比奥克，全球符号学的实用主义维度提出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它在实际的实践之中寻觅结果，对一种社会和环境嵌入的认识论、彼此关联特征、致力于伦理符号学倡导的方法以及恢复符号学作为“病征学”的先前职业，进行全面的理论梳理。
于是，如果从总体的和生物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学关注的是他者，并且因此而关注整个星球上多姿多彩的生命，既然生命和符号彼此合一；同时，如果研究符号的动机最初是有生命之物的符号活动的健康，是对生命的关怀，那么，全球化时代中的符号学一个无法等闲视之的任务，就是为全球性中的所有生命承担起责任来。
[本文根据苏珊·佩特丽莉著作《总体符号学视域中的符号交接：伦理符号学与责任》（Sign Crossroads in Global Perspective：Semioethics and Responsility，New Brunsvick and Londen：Transaction Publishers，2010，pp.1—33）的第一章修改整理而成，这是作者获得符号学界重要奖项“西比奥克奖”时的演说论文。本次翻译发表已获得作者授权。]
[关键词]总体符号学；伦理符号学；符号伦理的动物
[作者简介]苏珊·佩特丽莉（Susan Petrilli），意大利巴里大学教授，美国符号协会第七位“西比奥克学者”（Sebeok Fellow）。
[译者简介]周劲松，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 610054）。
在此所作评述中，我打算以一种更具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方式来考察符号学。它与其说是我想要探讨的作为有关符号在生命和经验中所起根本性作用这样一种意识的整个符号发展史，不如说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都生活过的我们，所见证并且参与其中的符号学发展的当代现象。因为，尽管今天的符号学背后理所当然地有着长长的一段历史，但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知识运动，却让人深感，相比以往任何其他时期，符号学更可谓“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因此，我要谈及的主要是20世纪的人物，其中一些至今健在。而我尤其要谈及的，是人类符号活动中认识还不透彻的伦理的一面，它刚刚走上前台。譬如（一个共时性的例子）它于2003年才出现在埃罗·塔拉斯蒂（Eero Tarasti）的“存在符号学”研究中，在我与奥古斯都·庞齐奥（Augusto Ponzio）的“符号伦理学”研究中，尽管其他学者在这之后也开始运用到“符号伦理学”这个术语。
一、前提
语言是人类物种专属的动物模塑系统，它使得我们每个人不同于非人类的动物，具有如下能力：（1）创造多个可能的世界；（2）反思符号；（3）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4）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与整个地球的生命符号网络有关；（5）对地球符号活动的命运有所担当。考虑到今天技术发展所达到的高度，这意味着或者投身改善整个星球上生命条件的某种可能，或者为毁灭它——即刻的毁灭或慢性的灭绝——而采取行动。在上述能力中，前4项进入到“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或“生命符号学”（Semiotics of Life）的总体架构中，这在托马斯·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1920—2001）的研究中有着新近的、成熟的表述，但源头却至少可以追溯到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和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并且事实上，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是和后两位的实用主义紧密相关的，尤其是皮尔斯的“实效主义”（pragmaticism）。第5项是符号学中该趋势的分界点，我们无法再以包括我们的意识程度等在内的任何理由将之摒弃，而且事实上，在今天的全球交流条件下，假装我们看不到、感觉不到也不想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且让我们从我与奥古斯都·庞齐奥共同命定为“伦理符号学”的这一符号学转向的预见开始①。让我们从1971年开始，那一年，托马斯·西比奥克的论文《符号学及其同类》（“Semiotic’ and Its Congeners”）与《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精编版共同问世，我后面的讨论就将以此为据。此外，让我引用西比奥克在13年后的1984年当选主席时所作演讲，他声称此次演讲是自己“最具自传性的作品”②，其标题为“至关重要的符号”（Vital Signs）。凭借其“总体符号学”，西比奥克事实上在皮尔斯、莫里斯以及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所画出的那道水平线上占据着一个位置。在其1984年的主席当选演讲中，西比奥克提醒我们，正是皮尔斯这颗“指路明星”，在当代发展中引领符号学（semiotics）取代20世纪欧美的符号学（semiology），并将后者同化为自身的组成部分③。正是在西比奥克的影响下，“符号学”这个标签标志着后现代意识中的第一次繁荣，诸如实现符号在开创人类意识现实中的普遍作用等，这远胜任何其他个人。我们看到，正是那种全球意识在现在——游戏的后半程——获得了一种伦理维度，也就是为我们身涉其中的整体负责的一种维度，因为我们已然身涉其中，这正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演讲的主题。我们看到，在西比奥克发表其主席当选演讲11年之后，1995年，当迪利结束其书面文稿“科学的新开端”（A New Beginning for the Sciences）时，曾有即兴发言（这些话从未被纳入书面文稿）。他说，取代[自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以来]被用得甚为混乱的“进化”（evolution）一词的，或许是“符号活动”（semiosis）这个更为正确的术语。
上述当代思想脉络，正是我想编织到为这次演讲所作的沉思之中的东西。
二、生命、符号与责任：进入“意义学”
这使得我想到此刻我对你们谈起的关键问题和核心内容：西比奥克注意到，“生命改变世界以适应其需要，而其达成这一点的方式是通过符号行动”④。不过，他同时感到：“维勒（Wheeler）的说法强烈吸引着我，他认为，根本的自然常量，原子核的和世界的参量以及其他，是受到生命进化的不断要求制约的。”难道他不是在表示（即使没有充分意识到）生命诞生之前的自然世界的发展，其本身就是符号活动的产物？即便这种之前的发展，如皮尔斯所说，“如其所是，不能通过单单对符号进行研究就得到充分显露或揭示，（即便）对其的知识必定来自某个先前或旁支的来源”⑤，难道不是这样吗？
简言之，即便我们接受西比奥克的说法，没有符号活动就没有生命，我们仍然会问，这个说法的反面——“没有生命就没有符号”——是否同样正确？西比奥克，这位以符号学（semiotics）取代符号学（semiology）并将后者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纳入“符号学说”（doctrine of signs）的总建构师⑥，是会这样认为的。针对其符号活动的研究理路，相比更为堂皇的“科学”或“理论”，西比奥克更偏爱“符号学说”这个用语。这个用语他是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那里学来的。在后者眼中，一门“学说”是由大致构成一个知识场域的若干原则和观点组成的整体。因为这个用语中，西比奥克在包括乔治·巴克利（George Berkeley，1685—1753）①在内并且通往皮尔斯的一种传统之中，拥有了自己的位置。而且我们看到，对于“符号学说”这个用语，洛克创造了“符号学”（semiotics）作为其同义词，而拉丁学者正是在洛克的意义上使用的②。 但是，我们必须明了，皮尔斯的视界比西比奥克还要宽广。秉承同一思想脉络，迪利从约翰·普安索（John Poinsot，1589—1644）那里梳理出具有一种哲学本质的具体表现。他表示，尽管符号活动的确对生命物维系自身而言十分重要，但也有理由认为，符号活动不仅在其当前的、实际的存在中对于生命物而言是重要的，正如西比奥克所认识到的那样；而且对于自然世界中促成生命从近乎可能到成为事实的元初条件，也是重要的。在这一点上，随着自然在这个星球上（如其在别处的星球一样）朝着独特的生命形式进化，符号活动历经了不同层级的“简并”（degeneracy）或“孕育”（pregeneracy），在把越来越复杂的生命系统引入现实这一名副其实的符号活动大爆发之中，显露出自己完整而真实的样子。那种独特的生命形式，如马利坦（Maritain）所言，不仅能够使用符号，而且能够认识到符号的存在，此种生命即“符号的动物”（semiotic animal）③。
在1908年12月23日致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Victoria Welby，1837—1912）的信中，皮尔斯（当时已年近70）表述了自己关于符号学的宏大视角：
所有这些东西，数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引力、热动力学、光学、化学、比较解剖学、天文学、心理学、语音学、经济学、科学史、惠斯特纸牌、男男女女、葡萄酒、度量衡学，都只是作为符号学研究才进入我所能及的范围。④
所有存在之物，无论是人还是非人，都因为它们是符号，或者更恰当地说，都因为它们实施了“符号功能”，才被皮尔斯所关注。的确，正如他在《实效主义的几个问题》（“Issues of Pragmaticism”）这篇1905年发表的论文中所说：整个世界，整个存在之物以及我们之于其观念所构成的世界，我们习惯上称之为真实（truth）和存在所构成的世界，不过是那个更广袤世界的组成部分而已，“这整个的世界处处充斥着符号，即便这世界并非纯粹由符号构成”⑤。
在各种著述中，皮尔斯罗列了他相信应该归入符号的无数例子，譬如他在1909年名为《论意义：基于对同一所进行的半个世纪观察》（“Essays on Meaning：By a Half-Century’s Student of the Same”）论文的前言中所言。在梳理有关符号学的总体描述过程中，他指的是诸如图像、图画、表格、指物的手指、疾病症状、眨眼、手帕上打的结、记忆、幻想、概念、表示、个别符、数字、字母、单词、短语、句子、章节、书本、资料收藏、信号、祈使命令、显微镜、立法委员、音乐符号、器乐演奏、节目表演、自然的呼号，换言之，就是能够创造出从其自身之外的某物释放出的精神图像的任何东西。但按照皮尔斯的观点，在一般符号活动之外，在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人类符号活动层”（anthroposemiosic sphere）之中，作全球化考虑的世界是一个符号，“一个庞大的再现体，一个巨大的象征符号……一个主题”；就其作为主题而言，它“必然是一件艺术品，一首伟大的诗歌……一部交响曲……一副绘画”①。宣称世界充斥着符号，就意味着世界——包括生命之前和之后在内的整个世界——在构成上被赋予了一种潜力无限的意指和解释操作的生成机制。
但是，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符号活动的发展以及人类——“符号的动物”——的出现，产生出一种意识，它将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随之一道带来一种责任感，即一种对于动物物种的未来所具有的责任。这种独特意识正是从这之中而来的，但责任感在原则上不仅涉及任一其他动物物种，而且涉及任一生命形式；因为责任感是植根在一种知识形式之中的，它（我称之为“元符号活动”（metasemiosis）②仅凭自身就能够构想出作为全球的、系统交互的现象的生物界有何需求，并因此而采取措施使得文明与文化与此需求相符，如果与此需求背离，就将会摧毁大地——生命滋长有赖其上的生物符号活动的全球性整体。
正如我在别处表示过的③，我反对针对皮尔斯符号学作简化的解读。有关与他者的关系、对话以及对于他者的责任这个问题，在皮尔斯本人对在人类世界之中并因此在人类主体之中的符号活动所持观念里，同样居于核心地位。事实上，皮尔斯符号理论中不应该被低估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为重新界定主体性所做出的贡献。正是因为其由符号构成，也就是说，由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符号构成，主体性是作为对话性的、关系性的开放单位而出现的，这个过程在开放的人的内部和人与人之间那种与自身和他者的对话性的相互关系中发展。所以，主体性不可避免地是符号之间相互关联性的表达，不仅与其他物体不可分割，而且因此而涉及其对于他者、对于宏大符号活动网络中其他“符号”不可逃避的责任这种前提条件。在这种状况下，对他者的冷漠和封闭是一种被迫而且做作的向内收缩。关于在皮尔斯研究过程中一直有所发展的思想和主体性的对话观，可以追溯到他早期的著述。正因为主体性由符号构成——用我自己的话说，由符号材料构成，所以它的边界就不能一劳永逸地被划出。事实上，边界只能在与其他主体的对话性遭遇中划出。人类诞生在这样一个社群中，其中体验是和该社群中其他成员相互关联地经历的，绝非是与该社群相互隔绝的：
我们知道，人若形只影单，则是不完整的，人本质上是社会的一个可能的成员。特别是，一个人的经验如果单独而论，什么都算不上。如果他看到他者所不能看到的东西，我们会称之为幻觉。必须加以思考的，不是“我的”经验，而是“我们的”经验；并且这个“我们”具有无限的可能性。①
就符号探索的伦理和社会含义而言，除了皮尔斯和莫里斯②，另外一个杰出符号研究者是维多利亚·维尔比③。维尔比的意义学（significs）[通过荷兰诗人兼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范·伊登（Frederik van Eeden）对之所作的思考，它引发了荷兰的意义学运动]超越了纯粹的描述论，致力于在符号学的认识和认知边界之上，来分析伦理学、审美以及实用主义哲学维度中的符号，而这正是符号学与价值论相互交合的地带。维尔比倡导意义学缘于这一假设：符号和意义问题不能脱离在人类兴趣和目的所有可能领域中有关意义地位和价值的思考。她的工作使得符号学超过了人们所认为的“认知符号学”（cognitive semiotics）这一边界，也超过了符义学这种专门主张。意义学关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特别的、专门的领域中的意义问题，它邀请我们所有人——不只是专家，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每一个人——来提出这个问题：“这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是单单要对语言意义发问，而是要探知某物对我们所具有的价值。所以，意义学作为一种精神训练方法而出现，它在伦理和教育方面意味深长，关系到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方面，并因此而关系到作出负责任的选择。 维尔比用以体现其符号和意义理论的意义学，还包括“意义哲学”（philosophy of significance）和“翻译哲学”（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等其他表达，这充分显现出其方法的不同侧面。符号意义随着跨不同符号类型和层级的翻译过程中的增加而增殖。事实上，维尔比所说的翻译是一种解释和理解的方式，她将其如此而先驱性地运用到对符号和意义展开反思的若干领域中。
借用雅克布森的说法，在这种语境下，翻译不只是按照语际（interlingual）的翻译来理解（尽管它也是语际性的），而更重要的是作为符际的（intersemiotic）翻译和语内的（intralingual）翻译来理解。所有符号以及表达本身都是翻译，这是得到了皮尔斯符号观确认的一个观点。如维尔比所主张那样，心灵活动是自主性的翻译操作，她同皮尔斯的看法再次一致。维尔比的翻译理论对其意义学具有结构性作用，与她对语言修辞性的思考密切相关，所以与她对暗喻、类比、同族关系在思维、知识、交流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思考密切相关。由于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意义学同时又作为一种方法出现，这种方法能够强化意识，增强并驾驭作为理解一般语词行为和非语词行为本义、蕴含和意味条件的翻译操作。通过这种方式，维尔比的意义学在严格的认知或认识维度之外，更与符号生命及其研究的伦理维度有所关涉。
因此，在我看来，从符号和符号伦理理论上说，对于符号、意义以及责任之间关系的思考，是不能忽略维尔比所做的工作的。她引入了“意义学”这个新术语来标识自己1894—1896年间关于符号、语言和交流之间关系研究的独有方式，使得我们有必要发问：“它意味着什么？”“它什么意思？”“有什么含义？”作为意义学家，维尔比主要关注符号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因为符号对向、朝向人类的交流和行为。她强调，必须探询语词含义、人类实践活动蕴含——在终极分析中，即探询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发展意识和责任批判，全球范围内采取负责任的批判行为这种追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意义学为一位女性所开创，这并不让人惊讶，她未曾跻身符号与语言科学的万神殿或先贤谱，也不让人奇怪，但她却有着重要影响。除了皮尔斯和前文提到的范·伊登，她还影响到无数其他重要学者，譬如柏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查尔斯·奥登（Charles K. Ogden）、乔治·斯道特（George F. Stout）、约翰·波尔德温（John M. Baldwin）、费迪南·席勒（Ferdinand S. Schiller）、费迪南·托尼斯（Ferdinand T■nnies）等。“它意味着什么？”“它什么意思？”“有什么含义？”维尔比引导我们，面对一切语言中语词和非语词的一切表达，无论是普通语言还是特别语言，面对任何人类行为或社会实践活动，都提出这些问题来。
三、与他者的关系、对话理论以及作为人类理解条件的倾听
在《理解的四个时期》（Four Ages of Understanding）这部2001年出版的划时代巨著中①，迪利以提出“时间分界线”（the boundary of time）这个概念作为开始，来标识活在特定的“此处此刻”（here and now）那些人的生卒年岁。因此，他的“时间分界线”概念，是事实性的生活时间。按照该书所提出的，“理解的四个时期”细分如下：古典希腊思想时期、拉丁时期、现代思想时期和后现代思想时期。在这种界定下，“现在”是专门为活着的人保留的，“过去”是不再活着的人的领域，“未来”属于并未活在现在但会在未来出现的人。“现在”属于现在在世者这个领域，必然是激发特定历史解释那种视角的所在。人类理解中的发展与符号一般理论吻合，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宣布它是以“总体符号学”作为特色的②。
后现代阶段被称为“符号之道”（the way of signs），它的倡导者是（或者曾经是）诸如查尔斯·皮尔斯（1838—1914）、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查尔斯·莫里斯（1901—1979）以及托马斯·西比奥克等开创者。在这里，我仅限于谈论在《四个时期》所列“奠基之父、奠基之母”中未曾提及的另外两位哲学家兼符号学家：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1837—1912）和米哈伊·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1895—1975）。
此外，现在与符号在对人类理解的历史所作解释之中的联系，并不只依赖于生命与符号之间的一般性关系。特别就我们而言，作为身在21世纪的符号行为解释者，“现在”意味着分割现代与后现代的那条界线，即知识文化的一个新的、真正全球性时代的开始。“如果对于后现代意识的出现存在着一个核心观念的话”，迪利在《理解的四个时期》写道，“那么，它就是符号观念”。符号观念以及此观念在符号理论中的基础，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现在这一特别视角的关键语境，以对理解的历史作出新的理解。
从作为全球交流时代的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来看——在这个时期人类越来越清晰地作为“符号的动物”出现，符号理论与人类理解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利关系。
符号观念通过不同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在迪利所描述的四个时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造成它们之间的众多差别而做出了贡献。但是在后现代时期，有关人类本质的定义本身则是以物种专有的符号使用作为基础的。迪利说，哲学思想的直接未来所要求的有关人类本质的定义，在于“人类这种动物，是作为除使用符号之外还知道有符号存在的唯一动物，因而被恰当地称为‘符号动物’（animal semeioticum）”①。他同时还补充说：“正如笛卡儿关于人作为‘思想之物’（res cogitans）这一定义（相对希腊学者和拉丁学者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ale]），标志着从古典的、中世纪的思想向理性的、认识论的现代思想过渡，因此，人作为符号动物这一定义对后人而言，将会标志着从现代思想到后现代思想的过渡。”②迪利在《四个时期》之后的著述中，进一步阐述了符号学在这方面的此类观点。如题所示，他于2002年出版的著作《人类理解因何而特别》（What Distinguishes Human Understanding），就是专门探讨人类理解问题的，其中包括关于“符号动物”的整一专章；而且，在其整个著述中，迪利都还在继续对这类话题进行探索，譬如他于2007年出版的著作《意图性与符号学》（Intentionality and Semiotics）。 我在不同场合都坚持伦理学在人类理解起源上的首要地位。“现实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Reality”，这是迪利专论“古典哲学”的《理解的四个时期》第一部分所用的标题）是以有能力倾听并欢迎他者作为前提的；“他者”（autrui）是法国哲学家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常使用的术语。“他者”对于按照人这一物种特有的形式构建客观世界非常必要，但同时，“他者”对于想要去除其他性（otherness）的所有那些范畴则是难以驾驭的。对于被理解为同一、整体、存在的世界的完整性和封闭性，“他者”是一种构成上的阻碍。与“他性中的他者”（Other in its otherness）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过量的、多余的关系出现的；与作为他的他者之间的关系替代了客观化思想，就存在的现实而言，就如其所是的世界而言，就本体论而言，把自身呈现为被认为是主体与客体之间这种二分关系之中释放出来的东西，呈现为超念之物（transcendence）③。
与作为他的他者之间的关系，他性关系，不可化约地超出了知识领域、认知领域、概念、抽象思维的领域（正因为这种关系，它们才成为可能）。与他性中的他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发展人类理解、知识和主体性的伦理基础、条件和前提。
维尔比相信教育须从一生中非常早的阶段开始的重要性。她研究了教育问题和教学方法论问题，对如何教育孩子方面有着极大兴趣。在她看来，重要的是人类从孩提时代就应学会批判性思考，这样一种思考直截了当地就是如何开发人类与生俱来的那种才能。因此，语言的批判和批判意识的发展，是她著述中的主要话题。她对传统教育体制持批判态度，认为其总体性的特点具有教条主义倾向，抑制了创造、批判和表达方面的潜力④。正是在寻求一种救治的过程中，她对符号、价值观和行为作出理论梳理，将其变成了她意义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她还坚持符号化操作中的伦理维度。责任、自由、友善、倾听他者，是意义学逻辑的构成部件，如此这般的表述，同莫里斯本人的方法类似，是与符号伦理学及其所倡导的新式人文主义相互一致的。这种新式人文主义，“他性人文主义”（humanism of otherness），尤其在列维纳斯那里是有过预想的①。
在此语境中对“伦理”的理解，列维纳斯有如下解释：
我们不把通过理解的综合或通过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而绑缚在一起的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称为伦理关系，我们所谓的伦理关系，是其中一方对于另一方有所负重、有所关怀、具有意义，它们通过一种知识所无法耗尽、无法拆解的情节而绑缚在一起。②显然，“伦理”一词在这里的理解是不同于其传统意蕴的。同雅克·德里达的看法一致③，我们可以宣称：列维纳斯的伦理是本体论之前和之上的，正如考虑到本体论在政治现实主义中所具有的内涵，它是在国家或政治之前和之上的。
与“他性中的他者”之间这种关系，是我为他人（one-for-the-other）的牵涉、展露、责任、非冷漠的邻近性④。它的前提是能够去倾听——那种“有所回应的领悟”（answering comprehension）和“有所回应的理解”（responsive understanding）的倾听，能够去欢迎他者。罗兰·巴尔特说：“倾听会说话。”这与米哈伊·巴赫金的看法一致：倾听所面对的是建构性对话中的符号。如果“有所回应的倾听”（responsive listening）以及与之相伴的他性逻辑受到压制和排斥，那么绝对的他性，想要听到的愿望，或者“应用意义上的倾听”（applied listening），就会占到上风。这就是说，解释项被拘囿在一个“封闭的话语世界”（closed universe of discourse）里，其中，问询和提前设定好的作用是固定了的，而且倾听和有所回应的理解是彼此分开的。“应用意义上的倾听”发生在一个由提前设定好的话语作用构成的网络之中，它恪守“信徒、弟子和病人的古老地位”⑤。与此相反，按照对话方式理解的倾听，有所回应的领悟以及非冷漠的他者蕴含，则从来不把意义固定或僵化，而是与生成始终不断、对话性的新的指符和解释项这一能力相关，与由话语中的作用所确立的无限责任相关，与回应性相关⑥。
如巴赫金曾特地教导我们的那样，言说不仅意味着言说别人的话语，而且意味着在一种不可避免的关涉和蕴含关系之中对他者有所考虑，对他者有所交代，对他者有所担当。因此，言说总是意味着作出回应和担负责任——首先是对自己负责，让自己适当。“我”言说，并在这言说中对他者有所承担⑦。
人类理解暗含了对话思想。就结构而言，对话这个字眼是对话性的字眼，它出现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中，它是一种回应、回答、答复，是另外一个问题。对构成要素而言，理解是对话性的。对话是外部或内部的话语，在这话语中，“他者”这个用词——不一定就是另外一个人——干扰到被认为某人自己用词的东西。既然与他者的关系对向“我”的构成、个体思维的构成，那么，他性甚至就位于主体之中，同一性之中和“我”之中。事实上，这本身就是对话性的，是同一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就构成要素和结构而言，“我”是对话性的，意思就是：“我”证明了他性关系——无论这是非自身的他者（others from self）的他性，抑或自身的他者（others of self）的他性。对于诸如皮尔斯和巴赫金之类哲学家而言，对话就是思想模态本身①。
同“形式上的对话思想”（formal dialogism）相比②，巴赫金所辨识的语词和思想的“实质性的对话思想”（substantial dialogism）处在这个哲学用词的起源位置。这个哲学用词来自于（derives from），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在于（consists in）特别的人类反思符号的能力，这被认为是“元符号活动”，是“符号动物”的独有特色③。反思符号的能力意味着对他性的感知，因此是对责任性的伦理感知的所在和源泉。 用这种方式限制我们，我们仍然可以说，至少任何有生命的和地球的实体都定然是符号活动链条上的一环，并且，甚至对于仅仅作为有机体的部分而已的东西，对于人类所制造的人工扩展的东西，同样是如此。毕竟，地球的生物符号活动是符号活动。而且我们知道，西比奥克本人的研究中一个核心概念就是，符号活动与生命是合一的①，符号活动的确正是区分有生命之物与无生命之物的关键特征。按照这一看法，符号过程并不始终存在于世界发展过程之中，而是肯定与生命发展一道出现。与此看法不同的是，我们在更早些时候表示过，符号活动作为对未来施加的影响，即使在世界为生命所做的准备之中，也被涉及②。
六、从符号活动到符号伦理学
针对西比奥克在《符号活动与符号学：未来会怎样？》一文中关于符号活动未来、符号活动命运所提的问题③，符号伦理学是给出答案的关键组成部分。符号伦理学试图就符号学对符号活动的责任给出证据，因此提出，现在建立在皮尔斯所认为的一般符号科学基础之上的“总体符号学”，应该确切地按照“符号伦理学”来作出进一步发展。
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生态学和语言学、心理学和健康科学，它们的内在分工——从基因学到医学符征学、心理分析、老年学，再到免疫学——都在总体符号学中发现了相遇和互换的位置以及系统化与一体化的空间。不过，重要的是应注意到，“系统化”与“一体化”并不是按照新实证主义方式，按照“百科全书”模式来理解的（是否是一个有关把知识与语言实践并置，或者把知识化约为一个简单的科学领域及其相关语言的问题，就像在新实证主义物理主张中那样）。总体符号学是一种涉及符号相关的所有学科的元科学，它不可能被化约成“关于（实验性）科学的哲学”这一地位。虽然作为一种共识性科学④，它当然地是以一种对话方式与哲学有关的，而且事实上是哲学的固有部分。总体符号学把其他知识领域和人类实践联系在一起，而一般情况下，出于一种特别的合理化需要，或者因为短视地着眼于部门化这样一种无用甚至有害倾向，两者通常是被分隔开来的（这些伎俩摆脱不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暗示，很多时候使用自称具有科学性的种种动机拙劣地遮遮掩掩）。
相反，因为符号活动的总体研究方法而使得视野可能得到不断发展而且充满创新，主张认同新的跨学科关系和新的解释实践，正如莫里斯所拉开序幕的那样。符号关系在人们之前认为一无所有的地方得到确认，即人们之前认为只有纯粹的“事实”和事物间的关系，仿佛不依赖于交流和解释操作而存在。此外，这种视野的不断变动还主张发现新的认知领域以及以对话方式互动的语言，事实上，符号之间的对话性关系问题已然存在，而且要求得到承认。这不仅是一个新的架设桥梁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最终承认已然存在、对存在者具有构成性意义的相互关联性、对话性的身体间性，这正是约翰·迪利在明天午餐会的会议发言中要谈到的问题。正是在探索各门不同科学的界线和边缘这个问题上，西比奥克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赋予了“符号学科”这种符号学的开放性质。
皮尔斯同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一样，但结果却大相径庭①，重点关注了意指条件，这使他获得了明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通基础这种可能性。由于皮尔斯的“范畴学”，统治西方哲学思想的两种对立的现实观最终能够碰上头。这里我所指的，一个是源自亚里斯多德的事物观，认为事物因其自身而存在，不依赖于思想；而相对的另外一个，则把现实描述为是依赖于思想的。两者的交汇点是把对象、事物和思想描述成共同的符号活动操作这样一种符号学的观点。
“符号学科”这个表达还揭示出符号学的批判立场，因为它不仅赋予自己观察和描述符号操作的任务，而且按照普安索和皮尔斯所指引的道路，对符号操作所以可能的条件作出追问，一如它对研究符号操作的各门学科所以可能的条件作出追问。而且，我们在上面已经注意到，西比奥克所选择的“符号学科”这一表达，对人类历史诸个世纪中的符号学而言，最具普遍性的意义。
总体符号学的对象和生命符号学的对象是“符号界”（semiosphere）。这个术语出自尤里·洛特曼（Jurij Lotman），但是后来却在叶斯柏·霍夫梅尔（Jesper Hoffmeyer）所引入的大加扩展了的意义上被使用②。事实上，洛特曼把“符号界”所指的领域限定在人类文化之内。相比之下，从总体符号学的观点看，其中，符号活动是与生命两相合一的（正因如此，总体符号学也可以被命定为“生命符号学”）。追随西比奥克的步伐，霍夫梅尔也表明，符号界等同于生物界，所以作为“符号生物界”出现。总体符号学的立场是证明符号网络的扩张和一以贯之，它实际上包括了由人类、人类文化、符号、象征和艺术品等等所建构的（洛特曼的）狭义的符号界。但是，总体符号学还证明了这一事实：符号界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符号界——符号生物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人类作为生命之物而言，这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离开，也绝不会离开的符号网络。
所有这一切，是远离20世纪中期主流符号学的一个声音，是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符号研究，被化约为脱离生产过程历史—社会关系的有关信息交换问题之后产生的一个声音，是来自符号与价值论之间关系的一个声音。在若干场合，我都证明了这类倾向的差强人意，它们还暗示出一种被化约为单纯交换价值的人类主体性观念。我要重申，符号伦理学强调的是“符号学的统一功能”，并且辨析出该功能的三个方面：“描述—解释”方面，“方法论”方面以及“伦理”方面。
七、符号伦理学：全球化之前和之上
符号伦理学的一个根本主张是：符号学不仅要描述和解释符号，而且必须寻找足够的方法来探索知识的获得，还要就人类行为和社会规划提出设想。作为有关符号的一般（共识性）科学，符号学必须征服狭隘的专门论，即众多科学之中一切形式的分隔思想③。符号学的伦理方面是规划性的，应该为人类实践的批判方向提出设想，这一般与从生物到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都有所涉及，并且关注到重新建立作为分隔之物来思考和体验的东西之间的关联④。 批判能力、社会意识以及负责的行为，这些是符号研究中的核心主题，它们所要质询的，不只是有关科学的感觉，而且是对于人类有关生命的感觉。符号伦理学发展了西比奥克的观点并且超越了他，证明了总体符号学的伦理蕴含以及它们对于教育，尤其是对于全面而批判性地理解当下情形中的交流，即全球化之中的交流、全球性的交流所具有的重要性。符号伦理学汲取了西比奥克对人类中心和语言中心符号理论及实践的批判，明确了“符号学”（semiology）中把注意力限制在“社会生活中的符号”（signes au sein de la vie sociale），其中又特别是意图性符号这一重要缺陷。此外，“符号学”（semiology）以语词模式作为基础，并因“以部分代整体”（pars pro toto）这种错误而缺乏效力。也就是说，它弄混了部分（人类符号，尤其是语词符号）和整体（所有可能的符号，人类的和非人类的）①。针对“以部分代整体”这种谬误的批判以及诉诸所谓去整体性方法，被证明对于符号伦理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一般符号学不能被局限于仅仅研究文化中的交流，声称秉持如此观念的“符号学”（semiology）就是一般符号学，不过是一种迷思罢了。一般符号学为自己选择“符号学”（semiotics）这个名称之时，就同“符号学”（semiology）及其错误拉开了距离②。西比奥克把“符号学”（semiology）传统称为“小传统”（minor tradition），并且针对于此，提出了他所谓的“大传统”（major tradition），后者的代表性人物有约翰·普安索（1589—1644）、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皮尔斯（1839—1914）以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约460—377）和盖仑（Galenus，约129—200）有关符号与病征那些非常早期的著述。就其所代表的东西而言，整个世界进入了西比奥克所谓的“总体符号学”，这正是他2001年去世之前最后出版那部著作的名称③。“总体符号学”这个表达标明了符号学中的一种新潮流，它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直在发展变化，它超越了作为“符号学”（semiology）而被实践的符号学边界，构想了一种打破任何边界束缚的，更为综合、强调符号研究的拓展和全面可拓展性的方法。有生命的人类是符号所构成的世界之中的一个符号。据此它得出结论，生物符号视角对于充分理解交流行为是十分必要的。在西比奥克之后，符号学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于符号领域的认识都发生了极大改变。实际上，尤其是因为有了他，符号学在新千年的开始就已经拓宽了自己的疆界，远远超出了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所设想的符号研究视野④。
在被理解为与生命合一的总体交流语境中，在考布里（Cobley）2004年给出的简易等式中，“存在”就意味着“交流”，而如上所论及的对话并不仅仅是彼此说着话的两个人一应一答，而是标明身体间性关涉的不变状况，以及身体和贯穿整个符号世界的符号之间的交互性蕴含①。生物符号活动对话思想的核心条件，正是出现在人类符号活动界的更为专门的对话的必要条件。譬如，巴赫金对“形式性对话”与“实质性对话”作出了区分。从生物符号活动角度看，模塑、交流、对话是彼此作为前提的，它们共同形成了生命，包括人类，在整个地球上多样而特别成长的基础和条件。在这样一种总体框架之中，交流不能简单地用从发出者到接受者这种信息传递来理解，即便这是其众多可能的展现之一。交流与符号活动更为普遍地是合一的，因此是与生命及其之上的东西合一的，从而预设了这一前提：对话性的相互关联关系是一个处处皆如是的状况，构成地球上庞大的生命符号活动网络的符号之间是相互依赖的。
用对话思想对“解释项符号”和“被解释符号”之间的关系（包括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加以理论化，积极参与和回应积极的他性，是符号伦理学中的核心课题。符号解释层与话语的意识形态层之间的关系，是符号伦理学中另外一个关注焦点，它强调了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那种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关于符号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研究，诸如费卢齐奥·罗西-兰迪（Ferrucio Rossi-Landi，1921—1985）和亚当·沙夫（Adam Schaff，1913—2006）等所做的工作，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关系是与符号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的——包括语言方面、经济方面、伦理方面和审美方面的价值。此外，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确立的“经验”和“能力”之间那种对话关系不同，符号伦理学——同时也远不同于康德之后的现代观念——是以一种一般符号学研究方法为前提的，它把经验描述成包括（皮尔斯的）试推法的推导操作在内的一系列解释行为。通过解释行为，主体使得信息得以完成、组织和关联，否则它们就是破碎而不完整的。如此而来，相比起初的输入，经验就是革命性的、品质上更为优越的。符号伦理学把它对经验和能力的看法植根于一种符号、解释和推论所构成的对话理论②。
要充分理解今天的社会—经济世界，即“总体交流”的世界，既需要研究符号生命，也需要研究总体性的生命符号的一种理论方法，与“符号伦理学”相互关联的“总体符号学”所能够提供的方法。今天这个世界的特点是：一场新型的计算机驱动的工业革命，全球性的自由市场，贯穿整个生产循环（生产、交换、消费）的无所不在的交流。交流为了资本利润而受到剥削。但是，在全球化阶段中赋予我们今日世界特色的，是其可能发生整个星球层面上的毁灭。整个地球上生命遭受毁灭这种危险，随着21世纪的到来而增大了。如果符号活动以及由此而来的生命要继续下去，危险必须得到明辨和相互沟通，之后采取行动来降低或者根除危险。总体性责任的感觉在今天是必要的——正如使得我们身陷其中的社会体系是总体性的。而且，正如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或者“生命符号学”所教导我们的，总体性责任意味着需要理解交流与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星球视角为一种研究当代性的方法奠定了基础，它能够超越当代性本身的限制，使我们能够凝望未来、重释过去，从伦理符号学的观点看，这意味着无需任何借口地拥抱责任。 在一个由生产和市场交换逻辑主宰的世界中，每件东西都可能商品化，人性面临着朝向符号非功能性和模棱两可的去感觉化：从构成身体的符号到看似无用的同他人之间的交际性交流符号。全球化阶段的资本主义正在强迫推行使自我和身体、自我和环境之间的交流变得愈发艰难和扭曲的一种生态状况。如果我们要提高生命质量，我们必须恢复这些符号及其对于生命的意义。从叙事性角度看，作为该项工程的一个部分，符号伦理学的一项任务，就是重新联系起理性的世界观和神话、传说、语言以及其他致力于人类与其周遭世界关系的通俗传统。生命符号学在的对于人类行为具有丰富的启迪：我们尚不能阅读、未曾想要阅读、不再知道如何阅读的生命符号，必须恢复它们对于以一切形式展现出的人性和生命的健康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关联性。从总体符号视角看，人类符号活动只是符号活动的一个特殊界域，却与构成庞大符号网络的所有其他符号活动界域都息息相关。
生物符号学领域中的研究证明，符号网络如何同整个星球上茁壮成长的多姿多彩的生命两相合一。符号研究必须说明所有地球生物系统，从较低层次的分子机制界域到较高的被取名“盖亚”这个假设性实体（盖亚，Gaia，希腊语中意为“大地之母”——这个术语在20世纪70年代被科学家引入，表示包括地球上多种生命形式相互作用在内的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如西比奥克所说，以《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中的幻想世界为喻，从分子基因和病毒构成的小人国，到与格列佛身材相仿的人间世，再到大人国即盖亚我们这个巨型的生物—基因—化学生态系统，符号活动无处不在。远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社会到来之前，即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全球市场所支撑的人工智能技术方面进步而带来的交流网络全球覆盖之前，全球性交流就已经通过符号活动成为一个生命事实。
从生物符号活动角度看，全球性交流从生命演化之初就给其打下烙印，并且是如果我们作为人类动物要继续在全球生长就不能忽视的一种生命事实。全球性被嵌入了符号活动本质之中。人类交流是总体生物符号活动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所有生命形式都直接地与其他所有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即便所采取的形式是不直接的。符号活动，或者更确切地说，生物符号活动这一视角证实了整个星球上生命所有方面都相互关涉和彼此关联这种状况。在符号学意义上而言，全球理论或者全球化强调了身体与符号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关联、彼此相关这种状况，如此以来，对于他者的漠然，甚至压迫他者这种意志，只会让有这种态度者自取其辱。相比之下，按照社会—经济方式理解的全球化对于部门性的和自我的利益作用显著，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狭隘和短视的观察角度，显得似是而非。在这一语境下，全球性交流，即按照今天投入到再生产所有阶段——生产、流通、消费——之中，这样一种全球性社会—经济体系所理解的交流，换言之，作为公司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来理解的全球性交流，既不是无可避免，也不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事实上，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如它通过对整个星球所施加的往往具有毁灭性的影响所宣示的那样，它甚至威胁到要彻底摧毁生命。全球化的毁灭性特点是和当下发展阶段中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体系相联系的，这一点如今变得愈加明显了。毁灭的最突出表现之一是战争，然而今天也表现在全球性环境污染、全球性制造让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难以为继的种种状况。相反，符号学观点则证实，需要把人类担负责任的能力当作为了他者担负责任，而不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之中与身份自私利益相关的那种担负责任。
与毁灭生命和环境的方式不同，符号伦理学试图表明，为了一个基于按照异质性和对话思想——而非按照强词夺理和使一种差异凌驾于另外一种差异——所理解的世界而努力是可能的。异质性逻辑涉及基于诸差异之间身体间性对话和共同参与的同舟共济能力，即便诸差异之间彼此有所冲突。在这个全球交流生产的世界中，今天更远胜从前越来越明显，全球性责任不可能与同他者之间的全球性关涉关系分割开来，不可能同朝向他者的对话性回应关系分割开来。同时根据这种逻辑，致力于人类的权利始终而且毫无保留地意味着致力于他者的权利。
“全球性交流—生产”这个表达，不仅仅指交流网络和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这个事实，而且指人类生命的所有方面都被融入到交流—生产体系之中。无论所指的是发展、福利和消费主义，还是欠发达、贫穷和不具可持续性的生活条件，是健康还是疾病，是中规中矩还是离经叛道，是社会集约还是边缘化，是就业还是失业，是把人们转变成以外流为特征的劳动力还是要求大多数时候都不被给予的具有流动特征的接纳，或者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商品——毒品、人体器官、“非常规武器”——的买卖，都是真实的。融入也并非仅限于人类生活的交流—生产体系，而是与之相反，关系到整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它们在全球性交流—生产体系中的健康与否，现在正面临着危险。
从总体符号学和符号伦理学角度思考这些问题，必须注意到全球化所提供的语境。所以，我们的分析方法必定和产生出我们所分析的问题的语境一样，是全球性的。总体性方法不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定在交流—生产体系的局部，这是针对体系自身功能的内在角度所要求的。它也不应该把注意力限定在心理主体，即限定在被社会科学强行化约为模式的主体，按照统计数字来衡量的主体。全球性交流—生产要求一种方法论性质的、理论性质的视角，它同所观察的现象一样是全球性的。全球性视角注重一种更好地理解交流—生产的全球性逻辑；因此，这样一种视角注重的是，具有针对建构了它的社会生产体系的一种批判能力。
面向倾听、无条件地关怀他者、对话性的身体间性，对于总体符号学及其任务，对于理解整个符号活动的世界的能力，对于讨论不同形式的分离主义和以部分代整体的形形色色倾向——无论出于错误还是错误信念——所要求的能力，具有决定性意义。譬如，在社会和文化间的生活中坚持个体主义原则这种倾向，以及当下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的“过分专业化危机”现象，就属于这种情况。
符号学是和倾听他者的能力相关的，这也是如西比奥克所描述的，恢复和重新建立它作为以疾病征兆为关注重点的医学“病征学”或“症状学”这一古老职业的前提。秉承坚持并超越西比奥克，全球符号学的实用主义维度提出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它在实际的实践之中寻觅结果，对一种社会和环境嵌入的认识论、彼此关联特征、致力于伦理符号学倡导的方法以及恢复符号学作为“病征学”的先前职业，进行全面的理论梳理。
于是，如果从总体的和生物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学关注的是他者，并且因此而关注整个星球上多姿多彩的生命，既然生命和符号彼此合一；同时，如果研究符号的动机最初是有生命之物的符号活动的健康，是对生命的关怀，那么，全球化时代中的符号学一个无法等闲视之的任务，就是为全球性中的所有生命承担起责任来。
[本文根据苏珊·佩特丽莉著作《总体符号学视域中的符号交接：伦理符号学与责任》（Sign Crossroads in Global Perspective：Semioethics and Responsility，New Brunsvick and Londen：Transaction Publishers，2010，pp.1—33）的第一章修改整理而成，这是作者获得符号学界重要奖项“西比奥克奖”时的演说论文。本次翻译发表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