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抵制美货，虽然短暂地限制了美货的消费，但却让日本和德国厂商的市场得到了扩大，而在抵制结束后，美货销量反而因前段时间的压制而成倍增长。
　　一份1909至1929年的日本对华出口的统计也表明，日货出口最高额反而发生在抵制日货最激烈的1919年和1925年。这一悖论表明，抵货行为引发的后果远远比公众想像中要复杂得多。
　　历次运动的模式往往是，学界和商界会短期内因民族主义情绪而在抵货问题上结盟，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商人们开始无法承受损失，而因货物短缺和物价上涨而引发的民众不满，也加剧了学生和商人们的矛盾，原本旨在于抵制帝国主义的抵货运动，大多最后演变为“爱国学生”与“奸商”，“国货拥护者”与“走狗”之间的内斗。
　　商人发起的运动
　　1905年5月，中美关于《限制来美华工条约》的续约谈判移至北京。这个条约已经存在了10年，作为美国《排华法案》的补充，中国人之前始终找不到强烈抵制的理由。而这一次，谈判桌移到了北京，国人试图通过来自社会的声音给谈判桌上的局势施加一些影响。
　　4月底的时候，成立不久的上海总商会收到北美华商的告急电报。后者期望发动国内民众的力量，以抵制美货迫使美方改变政策。5月初，上海的媒体开始为抵制美货造势了，《时报》大声疾呼，中美工约的签订，事关全国之荣辱，人人有切肤之痛，合当策群力以谋抵制。
　　这些无疑促进了国内商人集团的觉醒，他们终于看到，美国的排华政策不止是针对劳工，还将针对商人自己和知识分子。在5月10日上海总商会的商董会议上，这个先前保守、谨慎的商人组织作出了抵制美货的决定。会后，商会通电全国，以两月为期，迫使美国政府改良禁约。
　　抵货运动的民间转折
　　到了7月份，上海商人的抵货运动到了两月时限，是该兑现之前诺言的时候了。但在真正抵货运动展开的时候，中国的商人却遇到了运动成本的真实难题。
　　7月18日，上海商界、学界召集市民大会，宣布抵货运动开始。大商人们签字不订美货，老百姓们高呼保证不买、不用美货。
　　起初，群众的抵货热情空前高涨，连妇女儿童都加入了抵货运动的行列，许多店家和市民登报保证不买卖美货，一些存有美货的小本零售店也表示愿意将其存货暂时束之高阁。但不久，现实的问题就出来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让所有的参与者都失去对抵制成本的估算，时间一长，矛盾立显。
　　现存的美货怎么办？即将源源不断到来的已订美货又该怎么办呢？抵制遭遇的成本不是一个小数目，据美国驻上海领事估计，当时仅上海一地的存货价值就高达八百万美元。可以想像，对这些存货的处理必将直接影响到商人们的抵货热情。
　　8月31日，北京政府的骑墙派停止了观望。他们与美国达成默契，前者答应迅速扑灭反美运动，美国则允诺修改排华法。政府的明确态度对于抵制运动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此后，大多数商人退出抵制阵营，运动转由学界中人领导。
　　美国总统罗斯福抓住这个机会在国内进行说服工作，但是效果不大。美国国内当时的排华势力在国会中占据着优势，而且控制了商工部。罗斯福的努力充其量只是治标之策，而且就连罗斯福自己如果不是总统，也对华人充满着偏见。
　　对于这一点，当时明智的中国人也越来越看得明白，即使再强烈的抵制，对于美国人的排华政策也是微弱的抵抗。
　　民间倡议非暴力抵制
　　罗斯福在10月份连续召开几次内阁会议，讨论排华问题。他并不准备从根本上废除排华法，而只打算在执法上做点文章。他建议国会对原有的法令略加修改，规定除劳工外，其他华人均可入境。
　　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新的麻烦接踵而至：一名美国海军军官在打猎时误杀一个中国妇女；在广州，有几个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被杀害。这些流血事件，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无疑增强了中国人的仇美情绪。上海发生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冲突，有数十人伤亡。
　　越来越多的人担忧，中国又将跌入义和团战乱的边缘。罗斯福把一支舰队开到中国沿海，并向菲律宾调兵遣将，做出对中国开战的架势，并令国防部制定可能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幸运的是，国防部的结论是，尚无必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
　　在这个时候，广州抵制运动的领导人表现出了少有的克制，他们明确表示，需要一场非暴力的抵制，而不是热闹的流血。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抵制美货的运动逐渐结束。
　　（据《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