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日，许鞍华导演、汤唯主演的电影《黄金时代》上映。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的故事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女一次次投入不同男人的怀抱，却没能得到一份简单安宁的生活，也没能得到男人的保护和疼爱，最终不到31岁便油尽灯枯走向衰竭……萧红一生的爱情困惑，或许是所有女性的困惑。那么，真实的萧红与她生命中的几个男人的关系到底怎样呢？

初恋：大烟鬼抛下孕妻

　　1911年6月1日，萧红（原名张乃莹）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因为母亲早逝，父亲续弦，萧红从小跟祖父最亲。受饱读诗书的祖父影响，萧红从小就读书，最喜欢《红楼梦》，还曾信誓旦旦地对祖父讲：“我将来一定要把那半部‘红楼’续写成功。”
　　萧红小学毕业时已经15岁。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就订了娃娃亲，再加上父亲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便不同意萧红再读书，想让她早点嫁人。可是，让父亲没想到的是，萧红在上学时曾经上街参加过游行示威支持“五卅”惨案。这场游行使得民主自由的观念深入萧红的头脑中，她决定为自己争取读书和婚姻自由的权利。
　　辍学后，萧红一直没放弃抗争，一年后，父亲被迫妥协。16岁时，萧红考入了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3年后，19岁的萧红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时，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父亲又催她回家结婚。萧红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离家出走，去北平读书。
　　远赴异乡、离经叛道的代价是惨重的。父亲断了萧红的供给，次年3月，由于生活无以为继，萧红被迫辍学，返回呼兰家中，她想跟父亲协商谈判。可没谈妥不说，还被顽固的父亲软禁起来了。
　　在表哥和北京同学的帮助下，萧红从家里逃了出来。她孤零零一个人逃到了哈尔滨。就在这个充满绝望的时刻，一个男人雪中送炭来到了哈尔滨，他就是萧红娃娃亲的对象汪恩甲。在萧红少女怀春的年代，她也梦想过和汪恩甲来一场举案齐眉、与子偕老的爱情，她还挑着煤油灯为汪恩甲织过围巾。可是，当她得知汪恩甲是个大烟鬼的时候，所有幻想全破灭了，以至她一次又一次选择逃婚。
　　此时的汪恩甲不仅为萧红提供了经济资助，还答应萧红以后会供她读书。无路可走的萧红在汪恩甲糖衣炮弹下妥协了，开始跟他在旅馆过起了同居生活。因为萧红的叛逆，汪家已经决定退婚，他们坚决不承认萧红的身份，随后便断了汪恩甲的钱粮供给。
　　就像漂浮在汪洋中，汪恩甲是萧红此时此刻唯一能够抓住的浮木。她精神上也被汪恩甲带得颓废萎靡，开始吞云吐雾地吸起了鸦片。
　　1931年年底，在萧红怀孕5个月的时候，汪恩甲说出去借钱，却一去不返，彻底抛弃了待产的萧红。因为欠了旅馆600多元的食宿费，旅馆说要把萧红卖到妓院去抵债。
　　那时正是哈尔滨的寒冬腊月，大着肚子的萧红穿着单薄的衣衫、光着脚，干着笨重的粗活。她走过街市的时候，很多人向她吐口水，骂她破鞋。萧红自己也不敢相信命运竟如此捉弄人：一个爱读书、喜欢文字的女孩儿，在求知的路上，竟变成了一个大烟鬼和未来的妓女。

最爱：家暴猛男常出轨

　　1932年7月，落魄的萧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给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主编裴馨园写信求救，称自己已濒临崩溃。裴馨园派编辑萧军前往探视。萧军的出现，成了萧红灰暗世界中的一抹亮色。虽然萧军解决不了萧红的经济困境，但能谈文学、谈写作，萧红一下子找到了一根精神浮木。
　　1932年8月7日夜，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仍然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下来，一起到裴馨园家暂住。
　　在跟萧军患难与共的最初岁月里，萧红处处感受着被人疼爱的温暖。虽然怀着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但萧军丝毫不嫌弃，精心照顾她到生产。可是，两人无力抚养孩子，只得忍痛送人。
　　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患难与共，感情融洽。萧红的《春曲》，专写热恋时的眉开眼笑、爱不释手：只有爱的踟蹰美丽，三郎，我并不是残忍，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立起，这期间，正有说不出的风月。她对三郎（萧军）的迷恋，不仅因为他在困厄中给她希望，更因他俩迎面相逢，就撞得天晕地眩：“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
　　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出，有了自己的家。在萧军的帮助下，萧红戒掉了鸦片，开始写作。
　　1935年，萧红完成了后来震动文坛的《生死场》。该书正式出版后，萧红从一文不名一下子变得举世瞩目。鲁迅先生都称赞萧红说：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
　　事业上成功了，可萧红在感情上却陷入了困境。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也出版了，但他取得的成功远没萧红辉煌。心理上的不平衡，再加上是行伍出身，两人发生争执时，萧军就动起粗来，对萧红拳打脚踢。
　　有一次，出去参加朋友聚会，别人问萧红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萧红掩饰着说，是自己不小心撞伤的，可萧军却毫无愧色地说：“是我打的，怎么着？”萧红本就体弱多病，再加上之前怀孕生产以及逃难颠簸，她的身体完全满足不了萧军的生理需要，他开始了屡次出轨和背叛。
　　两人一路走来，无数爱恨纠葛。为了逃离萧军，萧红曾东渡日本留学。可两人跨国相隔，又相思成灾。1936年11月19日，萧红从东京给萧军写信：“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半年后，萧红急不可待地回来跟萧军相聚。可回来后，同样的矛盾又出现了，她又发现了萧军诸多背叛。
　　“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无休止的吵闹和家暴让萧红身心憔悴，甚至想心平气和地写作都已成了奢望。1938年，她决定与同居了6年的萧军分手。 　　分手之痛，对萧红来说是撕心裂肺的。她给一位知心朋友写信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丈夫：胆小如鼠难依靠

　　萧红想过安宁的生活。可是，虽然跟萧军分手了，她却发现自己怀上了萧军的孩子。萧红不知该如何面对乱糟糟的未来，她写道：“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会掉下来。”
　　正在这时，端木蕻良宛如一根浮木，正好浮出水面，漂到落水的萧红身边。同为东北作家，端木的性格不像萧军那样鲁莽暴躁，他温和安静，说话和风细雨，而且比所有人都更崇拜和欣赏萧红。
　　萧红太希望被人疼爱了，虽然她不能马上把感情转移到端木身上来，但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个软弱、缺乏自信的女性，她太需要一个支撑了。所以不到两个月，萧红就答应了端木的求婚。萧红在婚礼上对好友说：“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而且，像我这种有孕在身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端木跟当年的萧军一样，在萧红有难时来英雄救美。可是，性格温和胆小的端木却不能为萧红顶起一片天，甚至不能患难与共。
　　1938年8月，新婚刚3个月，武汉遭遇大轰炸，整个城池被大火和炮弹包裹。萧红千方百计弄到了逃难的船票，可是，船票只有一张，萧红建议端木先走。作为丈夫的端木没有拒绝也没有客气，头也不回地把怀孕的妻子留在了战火中。不知为何，萧红突然间想起了萧军。如果是萧军，他是断然不会这样做的……萧红只能苦笑。
　　两个月后，萧红终于逃离了武汉。因为路途颠簸，再加上孕吐，萧红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结果在码头，端木没认出这个乱蓬蓬脏兮兮的大肚子女人是萧红，他表情冷漠地跟萧红擦肩而过。萧红急慌慌地跑去追赶端木，可身体笨重的她一下子摔倒了。这跤跌得非常惨，萧红早产了，生下的男孩只活了三天就夭折了。
　　萧红与端木一起生活时，虽然免遭打骂，但端木的懒散和懦弱，也让萧红异常失望。端木每天要睡到中午12点，吃过饭，还要午睡。而萧红则每天烧饭洗衣，忙前忙后。有一次，端木打了女佣人，却要萧红陪女佣人去镇公所验伤。端木和邻居发生争吵，都要由萧红出面抵挡。甚至很多邻居都用嘲笑的口吻说：“他们文学家可真行呀，丈夫打了人叫老婆去跑镇公所，听说他老婆也是文学家，可真贤惠啊！”
　　可这些与后面的事情比起来，还不算什么。1940年春天，为了躲避大轰炸，萧红和端木来到香港。这时，萧红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咳嗽、头痛、失眠，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个刚刚29岁的女子，已经被病魔逼到了生命的尽头。
　　1941年的萧红，已经躺在床上半年不能动了。可此时，香港又遭遇了大轰炸。在此生命攸关之际，端木又一次撇下奄奄一息的妻子，先行撤离了。被安置在临时救护站里的萧红，受尽周遭的白眼和冷遇。爱抚、温暖、尊重、安宁……这些她渴求得到的东西，她得到了多少呢？即使现在全部给她，恐怕也已经晚了。她只剩下最最浅薄的一点奢望：生命弥留之际，能有个人，她爱的人陪在她身旁。
　　即便到临终之际，萧红也没能享受到片刻的安宁舒适。本就患肺病，终日不能睡不能动，可还被庸医误诊为喉瘤，喉管开刀后，不能进食、不能发声，痛苦万状。当时，萧红弟弟的朋友骆宾基路过香港时去看望萧红。看着萧红病床上的惨状，同情心使然，他在病床前，陪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41天。
　　不久，日军强占医院，赶走病人。萧红感染高烧，而药品全部被日军接管，药店无药可售。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简陋的临时救护站。临终前，她在纸片上写下：“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