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静坐行为(SedentaryBehaviour)是指清醒状态下,能量消耗在1.0-1.5METs(1MET相当于3.5毫升耗氧量·kg-1·min-1)的坐或躺式活动。闲暇时间观看电视、职业中伏案职业和电脑使用、交通中便利的电气化设施以及居家中听音乐和读书等静坐行为,已逐渐成为现代人类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研究表明,超重/肥胖率增高,与现代生活中长时间静坐行为密切相关,观看电视静坐行为时间与成年人超重/肥胖风险呈正比关系,每天静坐时间超过6小时比少于3小时发生超重/肥胖风险高46%。这些研究数据似乎提示我们累积大量静坐行为能引发健康体质向肥胖发生劣变趋势。目前有关成年人静坐行为与超重肥胖关系的报道尚缺乏,零星的研究仅片面关注单一静坐行为或活动与超重肥胖关系,如观看电视。未全面考虑各类静坐行为或活动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总静坐行为对肥胖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以混合形式进行静坐行为或活动的,况且在众多静坐行为中,看电视时间仅占总静坐时间的32-56%,仅看电视并不能涵盖静坐行为的所有范围和种类。为此本研究对上海和南京18岁以上成年人群静坐行为总时间和静坐行为模式与超重肥胖及其合并慢性疾病风险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方法:2013年3月-10月在上海和南京随机选取无肥胖遗传史、明显严重急慢性疾病、残疾、神经功能受损和心理疾病的674名成年人作为研究对象。静坐行为通过身体活动日志来评估,静坐行为模式采用聚类分析来确定,聚类方法选择最精确的Ward’s最小方差聚类法,距离测度方法选择欧氏距离平方。在对样本人群进行聚类分析时要求:(1)任一静坐行为平均每天不少于10分钟;(2)从事该行为的样本百分比不得低于25%。其中13种静坐行为中躺着看书、躺着看电视、坐听音乐等3种行为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另外,初步聚类分析显示,"开车"和"坐打电话或谈话"时间在各集群间无差别。因此,为防止无关变量导致最终分析结果失真,忽略这5种静坐行为,通过对8种静坐行为进行聚类分析后将样本人群聚为四类时,各类群间变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认为分类数目确定为4类是最佳聚类方案。Ⅰ类:具有坐看书、写字、画画等静坐行为水平最高特点,可命名为生产性静坐行为模式;II类:具有坐电脑前办公水平最高特点以及长时间乘坐便利交通设施的发展趋势,可命名为职业性静坐行为模式;Ⅲ类:具有看电视、玩电脑等静坐行为水平最高特点以及长时间午休趋势,可命名为屏前静坐行为模式;Ⅳ类:具有坐着玩牌、下棋等静坐行为水平最高特点,可命名为娱乐性静坐行为模式。超重肥胖用BMI指数来评价,患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和冠心病等慢性疾病情况由受试者自述获得。超重肥胖及其合并慢性病率和95%置信区间采用二项逻辑回归计算得到。研究结果:除学历、家中有无未成年人、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情况等指标变量外,性别和职业等变量在单纯超重/肥胖组、单纯慢性病组、超重/肥胖合并慢性病组和对照组四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外,静坐行为总时间均值在不同组间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8.642,P﹤0.01);从事职业性和屏前静坐行为模式超重肥胖的人群比例较高,分别为45.3%和24.6%;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无论是否控制年龄、性别、学历等混杂变量,静坐行为总时间、职业性静坐行为模式和屏前静坐行为模式最高四分位数组相对于最低四分位数组都显示较高的超重/肥胖及其合并疾病患病风险(调整前:超重/肥胖OR=1.21,P﹤0. 007;OR=1.14,P﹤0. 023;OR=1.20,P﹤0. 031;超重/肥胖合并慢性病OR=1.26,P﹤0. 004;OR=1.19,P﹤0. 007;OR=1.21,P﹤0. 012。调整后:超重/肥胖OR=1.14,P﹤0. 005;OR=1.11,P﹤0. 032;OR=1.13,P﹤0. 047;超重/肥胖合并慢性病OR=1.20,P﹤0. 003;OR=1.15,P﹤0. 012;OR=1.18,P﹤0. 028)。进一步再调整职业和中高强度活动时间等混杂变量后,仍保持相关,但关联度减弱(模型3:超重/肥胖OR=0.98,P﹤0. 066;OR=1.08,P﹤0. 21;OR=1.07,P﹤0. 065;超重/肥胖合并慢性病OR=1.18,P﹤0. 026;OR=1.10,P﹤0. 17;OR=1.08,P﹤0. 053)。研究结论:职业性静坐行为模式和屏前静坐行为模式是超重/肥胖及其合并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其原因可能与个体长时间保持坐姿,肌肉活动强度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