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是近代艺术史上开一代新风的大家,这个定位一度拔高了在其“捐官”“辞官”问题上的认识.文章围绕吴昌硕晚年的经济生活,结合晚清捐纳的世风及“士商观念”转型的社会背景,从经济因素层面分析了吴昌硕如何从负债捐官,到为完成“期在三年”的还债之诺而最终辞官“偷活海上”的历程.民国以来，昊昌硕捐官、辞官问题成了口口相传的谈资，大家甚至不太在意其中原委曲折，以至于把吴昌硕辞官简单地解读为其蓬篙阔达、不意仕进的文人秉性使然，这是一种过度阐释。实际上吴昌硕的辞官行为与其晚年拮据的经济生活和晚清捐纳制度的泛滥有很大关系。吴昌硕一直到晚年都没有放弃仕途的念想，这在其墓志铭、行述或儿孙的回忆录里都有显示。然晚清腐败的捐纳制度并未给他这样的穷书生以足够的生存空间，当他发现仕途非但不能施展抱负，且生计都成问题，数千银两的纳捐债务更无法如期偿还时，仕隐权衡的矛盾最终使其选择了十里洋场的上海，寒酸的官场生涯便成为其鬻艺治生的宣传噱头。无论是辞官当年所刻的“一月安东令”，还是辞官十年后所刻的“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皆成为其鬻艺生涯的一种标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