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歧阜县师范学校教师铃木重远在1878年(明治11年)为同校两名教师编写的中国史教科书《支那史略》而撰写的序言中，批评在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的风潮中，时人喜新厌旧，争读万国史而对中国历史“疏然无视”。认为一个通达之士在重新交(西洋)的同时不应该轻旧识(中国)。铃木重远虽然名不见经传，但他和在江户时代熟读儒家经典的许多日本知识人一样。亲身经历了明治初期急风暴雨式的欧化浪潮，他们目睹明治维新后英文取代汉文、西学取代儒学而成为人们趋而鹜之的显学。铃木抨击时人喜新厌旧，字里行间透溢出这位老学究的失落之感。
　　其实，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并不像铃木所说的那样对中国历史“疏然无视”。在幕府时期，只有武士阶层的子弟才有机会习读《左传》《史记》等中国史籍，明治以后，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普及，平民百姓的子弟也有了学习中国历史的机会。讲授中国历史的“支那史”和日本史、万国史一起成为中小学生的历史必修课目。就笔者接触的资料而言，从1872年(明治5年)由文部省编纂出版的近代日木第一部中国史教科书《史略》(支那)篇的问世到明治末年，日本出版了许多支那史教科书.1895年东洋史取代支那史而成为日本中学历史科目之后，一时间东洋史教科书充斥坊间，其中有不少在清末被介绍到中国。比较为人们熟知的有珂通世用汉文编写的《支那通史》，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的《支那史》，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以及桑原鹭藏的《中等东洋史》等。其中桑原的教科书中译本版本最多，影响也最大。
　　对笔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明治以后日本人是否在继续学习中国历史，也不是当时出版了多少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而是日本社会在经历了由锁国到“文明开化”的巨变之后，是如何对中国进行重新表述的？换言之，刚刚跨入近代的日本是如何重新认识曾经在文化上给日本带来全面影响的中国的？“支那”、“东洋”概念在教科书中具有何种含义？明治时期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传递了何种知识？教科书的中国叙述与其产生的社会政治语境之间有着何种关联？本文将通过明治时期日本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文本分析，对上述问题作出初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