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我党在独立探索适合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所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运动。以这一运动作为特征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特殊时期。在这一时期，是否依然存在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有何特点，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文革”时期党的领导，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理论界已有一些文章对此作过研究，本文也想以一孔之见就教于各位前辈。 “文化大革命”(文中简称“文革”)不是自发的群众运动，而是具有自觉性和自上而下性的政治运动。为了引导群众积极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领导者采用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动员方式来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激发隐藏在群众中的政治热情，并以此作为党的领导的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些动员方式包括：以“口号”式的政治宣传动员人们参加社会活动；树立典型，保障政治动员的持续发展；重视思想教育，开展全民的思想政治工作。虽然上述做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当时这些措施的确使相当多的群众激发出高度热情，积极参与了在党的领导下所组织的各项活动。在整个“文革”时期，领导者一直坚持党的领导，努力对“文革”进行宏观调控。主要措施包括：根据实际情况，有步骤地安排“文革”的发展进程；试图将“文革”控制在适当范围之内；妥善处理“文革”与其他社会活动(例如生产活动、科技活动等等)的关系。领导者是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动“文革”的，不是为了“文革”而“文革”，而是要使它服从于、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因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始终注意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坚决反对并制止任何危及社会主义根基、危及中共执政地位的行为和活动。诚然，“文革”期间，党组织一度瘫痪，广大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但是我们要看到党组织瘫痪、党员停止组织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再者，既要正确认识党员过组织生活的意义，又要正确认识在非常情况下，广大党员自觉地发挥党员的积极作用的意义。‘{文革”期间，广大党员自觉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这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功不可-没. 任何时候党的领导都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其判断标准是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领导者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意图是好的，但由于理论错误，从而在客观效果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党在“文革”时期的领导总体上是错误的。即使如此，“文革”期间党的领导也有正确的方面。这种正确领导经历了日积月累、曲折发展的艰难历程，最终使“文革”十年灾难得以结束并为新时期新道路的开辟作了一定的准备。它体现在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内高级干部，也包括体现求实精神和正确方面时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抵制、反对及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和斗争的整个过程中。纵向考察，“文革”十年期间，我党的领导工作曾有过两次转机，实施了比较正确的领导。第一次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第二次是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横向考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正确领导的因素。 “文革”时期党的领导是一种非常态的领导，有它的独特之处:其一，个人领导取代集体领导。其二，‘一“文革”期间，党的领导既有正确方面，又有错误方面，但这二者之间决不可截然分开，而是呈现相互渗透交织的复杂态势。其三，正确和错误两方面的领导虽然各有卜“斗发展，但由于“左”倾错误始终在全局上居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占压倒优势，所以，在党的正确领导与错误领导的矛盾斗争中，错误的领导始终作为主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文化大革命”十年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但灾难本身就是一笔警示后人的宝贵财富。本文仅仅从实践党的正确领导这一角度作些分析和总结。第一，党的正确领导依赖于党的思想理论的正确.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党的领导活动既然也是一种实践，那么只有以正确的思想理论为指导，才能实践党的正确领导.第二，党的正确领导依赖于领导制度的健全.“文化大革命”十年教训，毛泽东个人固然负有一定责任，但领导制度的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第三，党的正确领导依赖于法治的完善。坚持依法治国，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实践党的正确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