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派兴起于晚明。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空间辐射上看,其在晚明的影响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曾经盛极一时的文学流派,却在易代之际转入了由盛而衰的历程。竟陵派的影响至少延续到清初,由明入清的文人中,无论是选择遗民的身份,还是入仕新朝,文学上不少人秉持竟陵风尚,时间至少持续到康熙初年。过去对清初竟陵派缺乏关注,而对它的研究可以完善竟陵派流派史的全貌,并考察明清易代之际文学演变的趋势。进入清初的竟陵派,已经失去此前拥有钟、谭一样地位的流派领袖,至于那统领一时而为人所追摹的文学体式和文学主张就更加无从谈起,有关流派集会之类的活动也少之又少,故清初竟陵派只能属于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然考虑到竟陵派于清初真实存在的影响、作家个体思想和心灵的复杂性、这些文人受到晚明以来竟陵风气的熏染、以及其前承晚明性灵文学而后启清初诗风的特殊身份,“清初竟陵派”具有命名的合理性和论说的可能性。清初竟陵派作为晚明竟陵派的余绪,生于易代之际,在夹缝中求存。虽这股余波历时不短,然论其发展阶段,已不似晚明竟陵派拥有从发轫、形成、发展到广泛传播的完备过程。略作区分,大致可分为顺治和康熙初年两个阶段,前者由明过渡到清初而其主要生活轨迹在明末,后者虽生于明末而主要生活经历则在清代。清初竟陵派作家的地域分布较为广泛,如京师、山东、安徽、湖广、江西、金陵等,但主要集中于江浙一带,而且南方的清初竟陵派作家多于北方。由于身处易代之际,清初多数竟陵派作家选择了遗民身份和隐逸生活,体现出派内多数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心理认知,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竟陵文风与国运之事并行不悖。钟、谭是长于理论的。而清初竟陵派由于其所处时代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在文学理论上并未如前辈一样形成高度一致,不过在竟陵风尚的范畴内进行搜寻,仍能发现这批作家在诗文观念上存在的相互吸引和不约而同的地方。清初竟陵派作家提出的诸如“诗文依傍性情,切忌模拟”“讲求文章山水之遇合”“求文学之本原”等文学观念,体现着对流派前辈的传承和新变。中肯地讲,竟陵派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独特的诗歌评点之学,其带有强烈主体色彩、寻求作者一往之深心的独特评点方式,为后辈学诗者树立了深刻的先驱者形象。竟陵派以诗歌评点的实践提供给了后辈诗人一种与古人平等对话、诉说衷肠的机会,这恰恰是那时候的诗人们尤其是青年诗人所极其需要的。清初竟陵派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取材是广泛的,既包含近乎雷同流派前辈的普遍性,又有属于自己时代特殊世界的触及。除了大量的寄情山水之作和送别寄怀之作,身负家仇国恨的清初竟陵派文人们在挣扎和彷徨中难免进入咏史怀古的题材视野,而这一因特殊时代背景而萌生的流派创作新主题毕竟也绝非是偏离竟陵派文学创作轨迹的。竟陵派的创作风格是在明清各文学流派中独具一格的,是带有标签性质的,或幽或冷或清或孤,似郊似岛似长吉而又别开生面。秉持竟陵风尚的文人们延续着这一风格,并因此在创作的技术层面上有不同程度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