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消费信贷主义的发展,个人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日益频繁,个人出现债务危机的情形也逐渐增多,但我国目前的《企业破产法》是“半部破产法”,陷入债务危机的自然人缺乏相应破产制度获得救济,个人破产立法势在必行。破产和解程序在个人破产制度具有的特殊意义是其他程序所不可替代的,庭外和解程序能够利用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增加债务人修复自身信用的能力,减少债权人因债务人信用违约风险带来的损失,从而使得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更低,经济结构更加稳定。因此,本文针对我国个人破产和解程序的构建进行了如下论证。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章,介绍了个人破产和解程序的基本理论,概述了构建个人破产及和解程序的必要性,并分析了和解程序的两种立法模式。首先,界定个人破产应该适用于商自然人和消费者,在此基础上分析个人破产既包括法庭内个人破产程序,也包括法庭外债务清理（和解）程序,后者又可分为和解前置主义（即和解程序作为进行其他破产程序的前置程序）和和解选择主义（即自由选择进行和解或其他破产程序）两种模式。该章节提出本文核心问题:我国是否应该建立个人破产和解程序以及应该建立何种模式的和解程序。第二章,首先比较分析了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及中国台湾的个人破产和解立法。上述几个国家及地区的立法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各自的特点。它们都规定了法庭外债务清理程序,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德国及中国台湾地区都是法庭外债务清理程序前置主义的代表,并且都规定仅对部分债务采取和解程序前置,英国及日本则是和解程序选择主义;德国庭外和解及庭内和解程序均被设置为破产前置程序,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只设置了庭外和解程序。其次介绍了美国的“信用咨询机构”与英国的“破产服务局”在庭外债务清理程序中提供相似的信贷咨询内容,以上都为我国构建个人破产和解制度提供良好的借鉴。本章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总结并回答了第一章中提出的问题,即:在我国个人破产和解制度构建中,应重视法庭外债务清理机制的作用,不设置庭内和解程序;将法庭外债务清理程序作为申请法庭内个人破产程序的前置条件。第三章,介绍了我国现阶段对于个人破产立法的积极探索,重点分析了浙江高院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行）》及深圳的《个人破产条例》,总结了由法院主导的庭内和解程序在处理个人债务清理及个人破产案件中反映的难点:管理人获得授权法律依据不明、管理人资金保障不足、法院职能不适配以及和解制度的程序设计不完备等。通过上述理论与实践的分析引出需要探索法庭外债务清理新路径的观点。第四章,从“将法庭外债务清理程序设置为法庭内个人破产的前置程序”这一观点展开。首先分析了设置法庭外债务清理程序的必要性及程序前置的原因。然后,在借鉴美国信用咨询的设置并结合我国企业破产法的实践的基础上,主要从服务机构、服务内容、资金来源及行业自律四个方面分析我国法庭外个人债务清理机构的设立及运行,为法庭外债务清偿程序的具体设计做铺垫。第五章,结合美国的信用咨询机制、德国的破产协商程序前置模式、以及我国企业破产法的既有基础,为我国法庭外个人债务清理的具体程序设计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在服务机构上,引入债务咨询机构,服务人员与企业破产管理人范围相衔接,设立国务院直属机构破产管理署,对债务咨询机构及人员进行监督;第二,在程序启动上,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可能”时即可申请,由债务咨询机构对债务人进行债务咨询和债务管理并制定和解协议,和解失败后方可申请法庭内个人破产程序;第三,和解协议需要由全体债权人表决通过;第四,庭外和解协议需要向破产管理署备案,以此赋予协议法律上的强制效力;第五,在庭内与庭外程序衔接上,庭外和解失败后需要由债务咨询机构出具和解失败证明,该证明与债务咨询报告等将作为申请庭内破产的必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