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发生在战时重庆地区的女权论争,被称为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女权思想史上第二次最大规模的妇女回家论战。此次女权论争也是三十年代中后期的女权论争的延续。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机关单位、社会团体内迁,女权论争的场域转移至重庆地区。在抗战压倒一切的背景下,国民政府的女子教育家事化方针与战时妇女工作的社会化动员发生矛盾,并在1939年邮政系统职业平权风波后爆发女权论争。女权论争始于1940年7月6日,结束于1942年11月20日。论争分为三个派别。回家派认为女学生应主动回家,一心一意经营家庭。折中派的立场摇摆不定,若妇女在社会上产生消极影响,那就回家,反之就待在社会。而革命派认为在战争时期应坚定全民总动员的立场,无论男女都应放下成见,全身心投入抗战事业。最后,周恩来发表文章总结此次论争,指出社会与政府应为走出家庭的职业女性提供实质帮助。另一方面,在战时重庆地区职业平权风波的影响、女权论争中革命派的鼓励下,女学生不仅积极参与女权论争,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响应国家的战时动员号召,积极地承担抗建之责。她们不单积极完成学业,更是走出学校,参加抗战、救护、宣传等工作,使女权主义与抗战建国事业空前相连。她们的身影不仅活跃在校园,也在社会活动中大放异彩。但是,无论女权论争所体现出的女子对自身权益的追求,还是女学生高度的社会参与,女权话语都只能融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革命诉求中。抗战时期的女权思潮依然以国族为本位,依附于宏大的民族解放运动而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