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典籍中的“诗”具有多义性。1、作为本体的原初的“诗”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神圣“歌辞”,是神职人员沟通天神、预兆吉凶的工具,也是人向神表达虔诚之“志”宣示忠诚以祈福禳灾的“礼仪圣辞”,”是一种承持、负载内心思想情感的媒介工具。“诗”之性质在于“言志”,其“志”是为了配合乐舞,营造谐和的氛围,沟通人神,最终达到“神人以和”的目的。即“诗”为通神的工具,而“诗言志”,是与宗教祭祀仪式密切相关的活动。2、作为文化范畴或者文学概念,“诗”与“书”一致,是当时的两大文体或流传于世的君子、圣贤们的言论。而两者之不同处在于“诗”是以韵语形式“志”言事,而“书”是以散文形式“志”人事,且皆有谏议君王以顺天之“志”的效能,换句话说在春秋以前的古人眼里,“诗”也是对某种过去发生的人事的记录和歌咏。3、从《诗》的接受流变来看,古人(尤指春秋及之前人)所指谓的“诗”的内涵远较今日之《诗》宽泛,涵括了所谓的“赋”、“比”、“兴”,其用途也极为广泛,各种大型礼仪场合均不能离开“诗”。而作为我国最早之诗歌选集的《诗经》,乃是经过一再删编(或编订)后的古“诗”文本,古之“诗”绝非今日之《诗经》,两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左传》等先秦典籍所谓“诗曰”之“诗”乃是一种有别于“书”,同时又与“歌”、“谣”、“谚”等相关连,并且源于宗教仪式的韵语文体。歌、诗、谣三者之间具有微妙的嬗变关系：歌是诗与谣的“源头”或“总名”,“《诗》”是古谣谚等等多种韵语形式的“集大成者”,是谣、谚等民间文艺形态的升级,涵括了它们各方面的特性,是上古文明的集中体现。歌一方面是一种古老的“歌咏”行为的泛称,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原始韵语文体,类“诗”的祭辞、韵爻、铭颂以及古文《尚书》中所载的《四子之歌》等古歌都是“诗”或前“诗”韵文。原始的“歌”不仅是各种古老韵语文体之“总名”,还是诗、谣、谚三类韵文形式的原始形态和本初称谓,是原始时期神职人员与天地神灵进行沟通、具有宗教色彩的祭祀歌辞。原始的歌就是原始的“诗”(如原始《九歌》),诗与谣皆从歌中派生出来的,其中谣是在民间流传而未入乐、未入文的口头语式,是一种与“歌”之合乐不同的“徒歌”,一种民间的类歌式语体；相反“诗”则是雅化后的“歌”,是对歌的承继和改造,《诗》尤其是其中的《颂》保留着较多的古歌的特点,“歌”“诗”皆能歌且合乐,在“永言”的同时又都具有“言志”的功能。谚是各个时期的人们从各种歌、诗、谣、铭等韵语文体或其它非韵语文体中直接摘取或间接提炼出来的一种警句,多数有韵,故可以看做歌谣或诗的附庸。而作为语体的歌、诗、谣实际上是同一韵语文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而已。从具体的接受层面看,《左传》中歌的使用涵括了赋、歌(讴)、诵等多种形式,却独独没有“取义达志”的“引”用形式,而谚虽只是只言片语的征圣手段,却突出了“取义”以“达志”的功能。而《左传》等先秦典籍用诗恰可分为四大类：1、歌诗,通常只在大型的宴会中采用,并且由专业的乐工演奏；2、赋诗,是形式稍为自由的自言其志的表现手段,对场合要求没有歌诗那么严格,但是要求赋诗者对诗义有相当的了解；3、诵诗,往往是借助诗义对宾客进行讽喻或告诫,通常也由乐工吟诵,且很少使用。4、引诗,是一种在言谈间引用诗经中某个章句(通常是只言片语)以论证自己观点或强化所要表达的意旨的一种独特的用诗行为。赋诗最接近古歌的表现形式,诵诗则最能表现古歌讽喻之目的,唯歌诗是对古歌歌诵形式的巨大改变。这就说明赋诗、歌诗、诵诗、引诗与古歌谣谚的使用等多种接受行为之间存在一个纽带：由诗、辞、歌、谣、谚等多种原典精神与使用语境所共同营造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即原始语义场,全部用诗行为都是在“诗”所具有的原始语义场中进行,因而让“诗”等韵语文体在使用中具备法典性甚至是“宗教性”。一方面作为原始诗的“古歌”是一种天赋或神授的“神歌”,圣贤的创作、传播与提倡的歌诗则是一种人造之“圣辞”,[1]而“权威性”与“神圣性”二者便构成了一个古歌、诗、谣谚在产生之初就被置入的原始语义场,正是这种语义场的存在才让原本普通的“诗、歌、谣、谚”穿上了神圣的外衣,带上了共识和庄严,进而内化为一种类似于原始宗教性质的接受思维模式,且具体表现在上述“诗”的四种应用行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