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国企业的公司创业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以下简称CVC）活动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我国在位成熟企业获得创新优势的重要途径。然而,我国在位企业间的公司创业投资活动差异巨大,这不仅体现在不同行业之间更体现在同一行业内的不同个体企业之间。这一现象促使学者们开始思考:在位企业为何要积极从事公司创业投资活动以及为何不同的在位企业在公司创业投资活动方面差异明显。在已有的公司创业投资研究中,大量研究聚焦于公司创业投资的后果,而较少关注在位企业实施公司创业投资的前因（Drover,Busenitz,Matusik,Townsend,Anglin＆Dushnitsky,2017）。而在为数不多的前因研究中,绝大多数关注的是宏观层面因素、中观行业和企业层面因素,鲜有研究从微观个体层面切入探索公司创业投资的前因（Rohm,2018）。进一步地,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调用高阶梯队理论从高管（CEO）的特征来解释公司创业行为（Chen,Liu,Ni＆Wu,2015a;Engelen,Neumann＆Schmidt,2016;Engelen,Neumann＆Schwens,2015;Sciascia,Mazzola,Chirico＆Sciascia,2013）。高阶梯队理论认为组织是高管的映射,高管的个人特征塑造了企业的行为和战略（Hambrick,2016）。相较于高管其它特征,学者们认为高管的心理特征,特别是自恋,对企业行为更具解释力（Engelen等,2016）。而高管的管理自主权（管理自由裁量权,Managerial Discretion）,即在既定环境下决策者可自由采取管理行为的范围（Hambrick＆Finkelstein,1987）,被认为决定了高管特征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战略决策（Hambrick,2007;Hambrick＆Finkelstein,1987）,因而成为高阶梯队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边界条件（Wangrow,Schepker＆Barker,2015）。尽管如此,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第一,在现有的在位企业公司创业投资前因研究中,鲜有研究解构其生成的微观基础,又遑论基于高管（CEO）心理特质解释其动因。第二,此前有关高管（CEO）自恋与公司创业行为的关系研究大多仅关注两者的直接关系,忽视情境因素尤其是高管（CEO）拥有的管理自主权对二者关系的影响（Chatterjee＆Pollock,2017）,而这或是导致文献中存在冲突结论（如Wales等（2013）与Engelen等（2016））的重要原因。第三,此前研究仅关注企业内部监管对高管（CEO）管理自主权的影响,忽视了外部监管特别是与制度有关的外部监管的影响（Antoinette＆Harry,2013;Wangrow等,2015）。更重要的是,未揭示高管（CEO）可调用的、用以扩大自身管理自主权的“反监管”策略。弥合上述理论缺口意义重大。第一,公司创业投资作为在位企业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无疑会受高管（CEO）特征的影响（Hambrick,2016）,因而在构建二者直接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不同边界条件下二者关系的变化,能为理解公司创业投资的前因提供更为全面的视角。第二,高管（CEO）心理特质（特别是自恋心理）在公司创业投资的微观前因研究中至关重要。一方面,高管（CEO）普遍存在自恋心理且后者最能完整刻画高管（CEO）整体心理（Chatterjee＆Hambrick,2007;Engelen等,2016）;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方面的特征,高管（CEO）的心理特质对于企业战略、行为的解释力最强（Engelen等,2016）。第三,情境条件对于高管（CEO）自恋研究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自恋心理本身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Liu,Li,Hao＆Zhang,2019）,更是因为情境条件是影响自恋心理释放的重要制约因素（Gerstner,K（?）nig,Enders＆Hambrick,2013）。例如,Engelen等人（2016）以及Chatterjee和Pollock（2017）就认为情境条件是影响CEO自恋对企业作用方向的重要因素（Chatterjee＆Pollock,2017;Engelen等,2016）。第四,管理自主权概念是高阶梯队理论的重大推进,有助于解释高管特征对企业战略行为影响的强度（Finkelstein＆Hambrick,1990）,因此其成为相关研究中至关重要的边界条件。高管通常处于内部和外部监管并存的情境中,仅考察内部监管对其管理自主权的影响并不符合实际。而在未准确识别高管“反监管”策略的前提下,无法为实践提供全面有效的药方。基于此,本文调用高阶梯队理论探索在不同企业内外监管实践类型和强度下CEO自恋与公司创业投资之间的关系。由于高阶梯队理论认为企业的战略、行为是由高管及其特征所决定的,因此从自恋者认知和动机两个层次解释CEO的自恋心理会使得企业战略决策向高收益、高风险的方向倾斜,进而促进公司创业投资。进一步地,在管理自主权概念的基础上,扩大了企业监管的内涵和范围,认为企业监管实践包括企业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管两个方面,并提出企业内外监管（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以及政府监管）会通过降低CEO的管理自主权来抑制其由自恋所产生的风险倾向的充分释放,从而减少公司创业投资行为。而高管（CEO）会利用两职合一和政治联系实施“反监管”,扩大CEO自身的管理自主权进而弱化企业内外部监管实践对CEO自恋与公司创业投资间正向关系的负向影响。基于沪深426家上市民营公司2011年至2016年的数据,本文采用负二项回归方法验证了上述理论推测。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有三。第一,不仅验证CEO自恋对公司创业投资的影响,进而从高管心理特质角度解释了企业实施公司创业投资的原因,而且还揭示企业所面临的内部（股权集中度和独立董事）和外部（政府监管）监管及其强度是如何制约CEO自恋对公司创业投资的影响,进一步强调和论证情境条件特别是以往文献一直较少关注的监管环境对公司创业前因研究的意义。第二,基于管理自主权论证了企业监管环境以及其与CEO自身特征的交互对“身特征自恋-公司创业投资”这对关系的权变影响,论证了“自恋本身并无优劣而自恋CEO对企业影响的方向是权变的”这一观点,进而调和了以往冲突的研究结论。第三,在已有聚焦企业内部监管（企业内部治理）影响的研究的基础上（Buyl,Boone＆Wade,2019）,进一步整合与分析了企业外部监管（企业外部治理）的影响,验证了企业内外部监管是制约CEO自恋对公司创业投资影响的重要边界条件。进一步地,发现CEO会利用其它治理结构与实践（两职合一、政治联系）来给自己“松绑”,推动自己的决策意愿得以实现,从而证明了反监管的存在并刻画了企业监管与反监管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