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其科学内涵表明了“十四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而要想长期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随着金融供给侧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助推,实体行业与金融机构建立股权关联成为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在金融供给侧改革支撑实体企业发展的背景之下,产融结合是否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的传导机理是什么,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针对2007-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探究产融结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探讨企业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产融结合及其时间长度、模块广度和持股深度维度均可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创新产出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桥梁作用,且创新投入是关键节点,即产融结合通过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来提升创新产出,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外部监督对创新产出在产融结合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即经过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其产融结合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相应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越强。此外,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产融结合均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是目前只有国有企业才能通过促进创新产出实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小规模企业中,产融结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明确,但是大型企业进行产融结合可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这一提升作用是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实现的。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对产融结合进行多维度的划分,系统研究了产融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发现产融结合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剖析其作用机理;（2）在产融结合——创新产出——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链条中加入了创新投入,形成产融结合——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链条,探讨了创新投入发挥的链式中介作用;（3）进一步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异质性、不同类型的创新产出、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的中介作用产生的影响,以及外部监督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可以为企业、政府关于产融结合的决策提供依据:从企业自身角度看,根据产融结合对企业创新活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企业可以适度进行多维度的产融结合,以最大化的利用企业资源,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政府角度看,根据产融结合的影响效果,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合理推动企业进行产融结合,以优化我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