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佩珀是生态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性学者,作为一名英国人,是欧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佩珀任职于英国牛津布鲁克大学地理系,早年从事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环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等生态学领域展开研究,因此他也称自己为跨学科“莽汉”。虽然是“半路出家”,但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深刻且完整的。将资本主义视为生态危机根源是佩珀作为生态社会主义一派的重要身份标识,从生态学的视角佩珀对资本主义制度、经济、文化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他率先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生态危机是一种必然结果,因为这种制度内在地倾向于破坏自然资源与劳动者,虽然这正是任何一种发展想要实现的根本依赖。当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价值增值,而资本又是一个只有不断扩大才能活的存在时,金钱关系取代一切决定生产的标准成为唯一准则,社会需要和工人的需要就因无利可图被排斥在生产之外。自然成为给金钱提供生机的僵死之物。一切能够降低成本的手段都得到欢迎,无论是剥削员工,还是将污染的成本外部化到整个社会。不断扩大的生产和不断缩短的周期,完全违背自然资源的再生周期。资本主义已经从经济危机又衍生出生态危机。由此延伸出,一切不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的生态方案都注定失败,没有什么所谓的生态资本主义存在。这种社会制度与生态危机关联性的背后,是佩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即消费者或者贪婪的个性都是社会经济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果而非原因。佩珀同时以此反驳了从社会意识形态出发实现社会生态变革的路径,因为与贪婪的消费者一样,消费主义文化、对自然的支配观念、只将自然视为无内在价值的生产原料仓库和排污池的价值观皆是源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与生产关系。这的确是一种结构主义的立场。当发现很难从现象来理解事物的时候,我们的确应该通过追溯观念的起源和问题发生的社会背景做些新的尝试,并且通常我们都会发现,事情变得容易理解了。我们应该在社会与历史的语境下理解关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对主流生态学中存在的问题佩珀也进行了批判。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同时也传达了佩珀“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佩珀发现生态中心主义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一些东西。例如,存在之链背后隐藏着上帝;社会达尔文主义背后隐藏着人类行为的模板;生命伦理学背后隐藏着人的道德义务。总之,这些主张背后隐藏的都不是生态或自然规律本身。另一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要求的自由主义和绝对平等与他们要求生态律令的优先性是内在矛盾的,因为前者强调没有普遍的价值或者优于他者的价值观,但后者显然要求对生态律令的绝对服从。技术中心论则根本是现有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变形,依然在物质价值的层面看待自然,阶级压迫与剥削依然存在。这与生态现代化存在一些共性问题。缺少对自然消耗总量的限制,也无法限制生态帝国主义的生态危机转嫁——同时转嫁给全球和后代。而盲目的后现代转向,则带来了个人主义、离散性,这些缺少秩序与方向感的个人进步,很难带来实质性的社会变革动力。生态无政府主义也因为过多地受到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呈现一种分散的态势。思想、理性、知识、价值观等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对于生态社会都是重要的,但远非充分的条件。主流无政府主义将国家这种制度形式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颠倒地认为是国家给予了资产阶级剥削的权利和破坏性,而没有看出是资产阶级创造了国家来维系自己的既得利益。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结构,使得他们缺乏对现有资本主义国家强权实际的挑战能力。但佩珀对工联无政府主义与生态学的结合给予了肯定和期待。佩珀指出,工联无政府主义对集体行动和工人阶级力量的承认,是生态社会主义需要的东西。佩珀说,当我们开始讨论为了获得生态矫正的结果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就必须涉及传统政治问题。因而,佩珀在构建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时,就从生态、经济、政治、文化四个方面都进行了论述。他在这里明确了自己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人本主义对于生态保护是重要的。因而人类的生态保护应该是与人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外在于人类的要求。人类保护生态环境与保护人类自己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既然佩珀承认了社会生产的基础性地位,无论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还是对于人类基本物质需要,发展都会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但发展的理念显然不再是资本主义逐利式的,而是回归使用价值本身的生产,并且是一种计划的集体性生产,市场小规模地存在用以作为计划的补充;生产资料归共同体所有,人们按需获得分配;科学技术也得到一定的保留,但技术的选择标准变为对生产者和环境的健康福利影响;所有人都自愿的工作。国家或者类似国家的形式得到保留,它作为提高社会福利的助力者,履行管理职能,是一个协调者,并在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承担重要职责。国家将是打破现存权利结构、实现系统性社会变革的基础。在文化领域,佩珀期待一种由“我”到“我们”的主体意识变革,期待一个认知共同体取代利益共同体的变革,形成一种不否认个人的集体道德。消费主义文化将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物质和精神领域的多样性发展,物质需要回归真实,审美的需要得到发展。合作代替竞争成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共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归和谐。社会正义的价值诉求是佩珀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贫穷是生态问题的原因和结果。他指出生态问题上的阶级性特征,指出一国之内,资本家享受剥夺自然与工人的成果,而劳动者和穷人则承担后果,在面对生态危机时首当其冲;在国际上,第三世界国家温饱得不到解决的劳动者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西方国家生产咖啡豆。所以社会正义是生态问题得以真正解决的前提。只要社会不公正一直存在,劳动者与自然就会一直受到剥削。生态帝国主义的出现及其在全球的生态恶行就是最好的证明。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以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和继承展示出了相较于其他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更强的实践性。他具体地指明了应该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以结构变革为动力,以无产阶级为主要变革群体的现实路径,回答了发展遵循的逻辑、动力和实践群体的问题。因此,尽管佩珀没能在现实的实践方案上坚持其批判的革命性,而是转向一种非暴力的路径;以及因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而产生了一些对马克思生态观的理解偏差,我们依然要肯定佩珀思想对于整个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了我国发挥党和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导上的优势与价值,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生态相容优势;提醒我们生态文明和生态实践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同时警示我们,市场性生态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在强有力的前瞻性经济计划与总量控制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提升生态保护效率的良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