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始终把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表明了人民群众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同时也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这是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的政治热点话题。不仅政府和人民关心幸福感问题,学术界同样对其很感兴趣。主观幸福感最初是心理学的研究课题,自伊斯特林提出了著名的“幸福—收入悖论”后,主观幸福感逐渐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热点,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从最初的收入因素逐渐拓展到了社会因素和个人特征等。其实,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核心主线就是寻找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视角一般聚焦于大学生群体、老年人群体和城市居民群体。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家庭群体的幸福感问题,特别是父母的生育幸福问题,即探讨孩子数量和结构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也有部分学者为了检验资源稀释效应的存在而研究同胞间的教育挤占问题,然而,学者们忽视了同胞数量和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忽视了同胞群体的幸福感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同胞数量将发生显著的变化,同胞关系将面临新的挑战,所以同胞间幸福感的研究不仅是理论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现实生活的要求。本文以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为基础,利用有序probit回归方法,研究了同胞数量和个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不同影响,得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结论,并尝试利用同胞关系理论和资源稀释理论进行了详细解释,相关研究结论包括:第一,个人主观幸福感和同胞数量是“U”型关系,即随着同胞数量增多,个人主观幸福感先下降后上升;第二,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城市个人主观幸福感和同胞数量是“U”型关系,但是农村二者之间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弟弟和妹妹对个人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影响,而农村只有弟弟对个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第三,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1950-1966年出生的人,其主观幸福感和同胞数量是“U”型关系,而1972-1988年出生的人,其主观幸福感和同胞数量是显著负向关系;第四,家庭中存在“老大补偿效应”和“性别歧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