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高速经济增长背后所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这种不平衡也在微观层面导致各个地区间的上市企业在公司治理效率上参差不齐。外部治理环境的不完备会为企业的盈余操纵行为提供潜滋暗长的“温床”,一旦公司管理者带有目的性地滥用盈余管理,以使盈余水平符合其自身利益时,必然会导致证券市场透明度下降,误导投资者的决策,最终使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大量文献证实,投资者保护、会计准则、法律环境、地区社会信任、文化和习俗等因素都会对公司治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则从社会治安环境的角度展开研究。社会治安环境不仅体现了地区的法律环境,也在道德层面形成一种隐性的约束,它可以提高人与人之间彼此规范、坦诚合作的预期,在微观层面影响企业的财务决策环境。因此,本文选择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北大法宝数据库整理与故意伤害案相关的法律文书提取案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并以地区年末人口总数作为量纲,来衡量不同地区的社会治安环境并探讨其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会显著增加企业的盈余操纵行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替换盈余管理和社会治安环境的度量方法、剔除位于北上广深公司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治安环境的改善通过两个渠道抑制盈余管理,一是提高外部监督的效率,二是增加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对企业行为形成约束作用。本文也就社会治安水平和盈余管理的相关性进行了一系列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区域金融市场化程度更低、信息披露质量更差、地区经济增长更快和位于中西部的样本中这种相关性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行为决策深受地域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部门应当完善地区法治建设,通过优化外部环境来干预企业行为;上市公司需要加强自律行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这也警示投资者在进行决策判断时,不能脱离公司所处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