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毋庸置疑,投资始终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扮演着助推剂的角色,源源不断为中国发展提供动力。在以价值为核心的现代企业管理中,投资行为已不单单是一种财务行为,更是决定企业预期目标以及未来价值实现的一种手段,是融资决策有效的必要保障和股利分配决策的重要前提,也是企业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的立身之本。因此,高效率的投资不仅可以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的走势,也能有效地促进微观主体的发展。在中国特色制度背景下,国有经济体量庞大,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重要领域,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投资行为不仅会影响企业本身的价值创造,还会影响到其他经济主体的健康发展。长久以来,投资低效一直是困扰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难题之一,又由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程度相较于投资不足更为严重,且过度投资问题会导致资源浪费、资本错配与产能过剩,近年来便逐渐成为学者的研究热点。而分析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产生的原因与可能的解决途径,无论是对于宏观经济形势还是微观企业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不同于以往文献中将国有企业过度投资问题单纯地归因于外部政府干预,本文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要求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以及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力为背景,结合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管理层权力配置失衡问题,以过度投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关注并分析管理层权力对于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进一步梳理政治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及非理性决策行为的制约及监督,深入挖掘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对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以2007年—2015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将管理层权力、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纳入到影响企业过度投资的分析框架中,深入分析了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的作用以及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对管理层权力和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1)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越大,过度投资越严重;(2)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能抑制管理层权力引发的过度投资;(3)在董事会层面,相较于地方国有企业,央企当中党委会参与治理对管理层权力引发的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4)随着外部投资者保护程度的改善,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对管理层权力引发的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也进一步加强。纵览全文,本文的创新及研究意义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第一,本文跳出了以往文献基于外部政治干预视角对国企过度投资影响的研究框架,从管理层权力理论出发,分析了管理层权力的相对集中是否会导致过度投资。通过研究管理层权力对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是否存在解释力,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层权力理论,同时也使本文的框架内容扩展了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适用范围,具有视角的独特性;第二,本文分析研究党委会影响管理层权力寻租行为的机理和作用路径,进一步考察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对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影响,扩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企公司治理理论,既为管理权力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来自国有企业政治制度的研究背景,又对于学术界对党组织参与治理的争议情况从过度投资角度提供经验证据;第三,本文将管理层权力与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在内容上具有新意,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政治制度的微观体现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同时对于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经济活动的深度融合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综上所述,本文期望通过理论梳理及实证检验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关系以及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为国有企业合理配置管理层权力、在企业层面加强党建、强化党委会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服务职能、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