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财政领域推行财政包干体制的财政分权改革。此期间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从而为80年代我国经济第一轮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但是在这一期间我国中央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却相对萎缩，中央政府的权利也随之弱化。另一方面，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集中大量的资源以使经济发展所需的配套设施得到完善。这一矛盾直接导致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推行分税制改革并且正式确立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划分的机制。相较于财政包干体制，学术研究者普遍将分税制改革视为是一次具有集权倾向的财政体制改革。
　　虽然1994年至今，我国经济维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近年来，当初分税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也逐步显露出来。由于分税制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央政府资金紧张的问题，中央政府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财权和财政收入，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权和财政收入的相对萎缩。这导致地方政府可使用的财政资源不足以支撑其相关职责的履行。由此，我国地方政府出现了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总的来说，如果政府所处的行政级次越低，那么其财政资金的短缺现象就越严重。财政资金短缺又影响地方政府相关职能的履行，短缺严重时甚至会出现政府不履行其职责。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地方融资平台和长期存在的吃饭财政现象就是这一情况的有力佐证。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增长与可利用的资源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在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充分性。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存在总量不足、效率低下的情况。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又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并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潜在威胁。根据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能够较为便利地直接获得当地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总量及结构并提供与之相匹配的公共服务，从而满足民众的公共服务需求以降低其对政府的不满。因此，探讨究竟是集权还是分权能够使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得到满足是有必要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公共服务的顾客导向是新公共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为了实现在公共服务过程中的顾客导向，众多国家将已在工商领域普遍使用的顾客满意度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价体系中，从而形成了以公共服务满意度为核心的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也开始尝试将满意度测评引入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不少城市如杭州、广州等地曾开展过居民评价政府工作以作尝试。此外，一些研究机构也组织过居民满意度的调查。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可以采用公共服务满意度来衡量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满足情况。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正从重视效率向注重社会公平的方向转变。公共服务领域社会公平的意义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在宏观层面，在全国范围内，地方政府应当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从而保证各地居民不会因为居住地的变迁而使福利减少;其次，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应当为居住地提供相同的公共服务，以保证迁入居民不会因为其迁入身份而导致其不能享受与当地居民相当的公共服务。而近年来的实际情况和学者研究都显示:我国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限制了外来人员从当地获取相同或相等的公共服务。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了居民均等享受公共服务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探讨改变当前户籍制度也是当前我国学术界一个重要的课题。
　　利用源自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获得的个体样本数据和居民所在地经济、人口和财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居民对当地政府社会保障满意的情况。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财政分权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能够有效促进城镇居民对政府社会保障职能的满意度，2.财政自主权增强带来的政府社会保障服务改善的福利被那些拥有本地户口的这一部分居民所获取，而城镇中的流动人口获得的社会保障服务相对较少。这反映出了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对城市外来人口的排斥以及外来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之间获取的公共服务不均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