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保持我国经济高速度增长、提供就业岗位、缴纳税收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民营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公司治理的效果逐渐显现,许多民营企业纷纷开始“戴红帽”,开始掀起一场组建党组织的热潮,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小米、乐视等知名民企宣布设置党委会。已有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也是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何轩和马骏,2018;李世刚和章卫东,2018),考察民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对于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在动机上看,民营企业通过设立基层党组织,取得信息政策、经营合法性等资源,以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在经营管理方面,民营企业党组织对承担社会责任、维护员工权益、建立和谐劳资关系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可见,无论实务界还是学术界,均把视线聚焦于国有企业党组织的相关问题身上,对于民营企业党组织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基于盈余质量为视角,检验民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作用。作为公司信息披露的核心部分,盈余信息是投资者进行决策的最直接依据,其质量的高低将会影响外部投资者的决策质量,进而影响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相关文献和理论回顾,梳理了我国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发展现状和历史沿革,并选取盈余管理、财务重述及盈余信息披露及时性三个维度,考察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目前,从“蓝田股份”和“银广夏”到“绿大地”和“万福生科”,财务舞弊事件频频发生,这一系列事件暴露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在经营和治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由于内部控制作为一种有效的内部机制,往往对盈余信息的可靠性能够发挥治理作用,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得到了高度重视。因此,理清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有效发挥党组织的治理作用,并且有助于促进两种治理机制的有效结合,故本文进一步结合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作用,考察其对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与盈余质量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总结如下:第一,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首先,本文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主要是由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和资源获取能力的提升。其次,结合内部控制这一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本文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在低质量的内部控制的企业中存在,而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的企业中不存在。这表明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在企业经营各个方面发挥监督作用,合理保证企业会计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而这与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和目标高度一致,进而形成一种替代关系。最后,在进一步研究中,从三个视角对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作用进行检验。一是本文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后,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明显下降,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不仅能够管理者的会计政策选择上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约束作用,同时对基于企业实际的经营活动的盈余操纵行为也起到一定抑制效应;二是考虑到其他内外公司治理环境的影响,本文发现当外部制度效率较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较低时,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民企党组织嵌入后,其治理作用的发挥依赖外部完善的制度环境,同时作为一种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能够弥补企业监管职能的缺失;三是本文发现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表明考虑到加强党的建设,党组织在民营企业所发挥的治理作用得到增强。第二,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财务重述。本文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财务重述发生的概率呈显著负相关,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规范、监管企业的财务信息系统,对管理层的无意或有意的错报发挥抑制作用,从而财务重述这一激进的财务决策更为稳健,降低其发生的概率。其次,考虑内部控制质量这一内部治理机制,本文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情形下,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抑制财务重述的效应更显著,而在内部控制较高的情形下不显著。最后,本文在进一步研究中,考虑到其他内外公司治理环境的影响,本文发现当外部制度效率较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较低时,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降低财务重述发生的概率更为显著,这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作用的发挥需要外部完善的制度环境作为保障,同时能够弥补企业监管职能的缺失,完善公司的治理机制。本文还发现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党中央高度提倡加强党的建设,促使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的治理作用更强,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后,其治理参与对财务重述发生的监管效应更强。第三,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盈余披露及时性。本文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年度财务报告时滞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意味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信息披露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和监督作用,促使年度财务报告的时滞现象有所改善,进而提高了盈余披露及时性。并且在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提高盈余披露及时性更加显著,表明党组织能够弥补企业内部控制在职能上的不足;此外,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结合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并发现在外部制度效率较高和独立董事比例较多的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提高盈余披露及时性的效应更加显著。这意味着从外部机制上看,高效的制度效率是党组织发挥治理作用的必要条件,从内部机制上,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独立董事所发挥的咨询和监管职能产生一种替代关系,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本文还发现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提升盈余信息披露及时性的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丰富和补充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方面的文献,加深了在中国制度环境下对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行为之间关系的认识。目前,学术界针对政治学与管理学相结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以往文献大多聚焦于政治选举、管理者的政治背景等方面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而对于党组织的经济效应更多停留在定性分析,且普遍关注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是否发挥治理作用,忽视了对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作用的研究。党组织嵌入到民营企业内部的数量和程度都难以与国有企业相比,且由于民营企业党建缺少清晰的理论体系,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公司治理效应依然停留在理论探究和范式总结层面,相关文献实证文献很少。因此,本文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探究党组织嵌入所带来的公司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非公有制经济体的基层党组织影响公司价值提供了一条较为详尽的路径选择。其次,丰富和拓展了盈余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目前,盈余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较为成熟。已有研究考察了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及高管个人特征等内部治理因素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本研究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探讨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这一具有政党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财务重述行为以及盈余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影响,为民营企业提升盈余质量、提高管理效率提供了的现实依据,力图为民营企业解决当前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提供可行性方案。再次,进一步探讨了内部控制质量这一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对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盈余治理之间关系的影响。同时,本文还结合了公司外部制度环境、内部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加强党的领导等因素,考察制度效率、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党的“十八大”召开对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盈余治理之间关系的作用,提高了本研究的综合性,同时也丰富了现有关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最后,从实践来看,本文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和现实指导意义。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时,面临着党建目标与公司经营目标相冲突,党组织与公司主体之间存在离散性、组织凝聚力不足以及缺乏制度保障等问题,因此,众多学者担忧民营企业中的党组织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实际职能作用。目前,仅有少量文献从审计意见、工人福利等角度探讨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作用,本文则从盈余质量这一新的视角,揭示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在会计信息方面所形成的治理效应,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有助于正确认识党组织在民营企业的角色与定位,为进一步完善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