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中美和中日之间交往关系不断深化,而美日同盟却不断强化,将日益崛起的中国视作“威胁”并加以制衡。在众多同盟理论中,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制衡理论”对解释美日同盟现状最有说服力。同盟形成并不是仅仅源于“权力失衡”,而是对于外部威胁的反应,国家结成同盟是为了制衡威胁。威胁的水平受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实力和进攻意图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调整与中国快速发展存在紧密的联系。失去苏联这一“共同目标”后,美日两国将发展势头良好的中国视为同盟的“巨大威胁”,不断强化同盟以制衡中国。但是,美日同盟对于“中国威胁”的判断是不准确的：中国国力虽然在上升,但与美日相比,仍然相差悬殊,在综合实力和军事进攻能力上构不成对美日的威胁；地缘因素不能一维决定邻国具有“威胁性”；中国的崛起意图是和平与发展,加深与别国的相互联系与交往,而不是挑起冲突、谋求地区甚至世界霸主地位,粗暴的侵犯他国利益。在国际体系发展到相互依存和利益依赖的今天,国家利益的紧密联系将增加国家发动挑战的成本,降低国家挑战的欲望与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国家崛起带来的“威胁”与进攻意图,与挑战相反,加强国家间相互交往更符合国家利益的需要。基于国际体系角度考察,中国与他国政治上互相尊重、友好合作,利益上交往密切、相互依赖,积极参加并维护国际制度,文化上和谐交流。因此,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和深化与美日交往的中国不是美日同盟的“威胁”。中国崛起并不构成对美日同盟的挑战。美日同盟不断强化并虚构“中国威胁”有着深层面的战略考虑,美日两国一味采取对抗并制衡中国发展的行为,会严重危害东亚安全与和平,最终带来各方利益受损的悲惨结局。中国崛起不可避免对国际体系产生一定冲击,美日等国会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并且在短期内继续强化同盟以防范中国。中国应认清美日同盟发展趋势并努力化解：在准确国际社会定位的基础上,坚持用和平的发展事实消除他国“国强必霸”的忧虑,并且继续深化与美日交往、构建相互信任的中美日关系,争取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地区及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