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内资本市场活跃度的不断增加,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逐渐壮大,其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凸显,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调整组织结构的公司治理机制。而随着社会网络理论被引入公司行为和金融市场中,资本市场中不同主体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受学者们关注,不同主体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能够对公司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同时,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和被投资公司高管的关系也不容忽视,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在参与公司管理做出决策时依赖于公司高管的行为而改变自身的偏好和决定,从而使得公司的决策基于动态的人际互动关系,即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和被投资公司高管的社会网络关系,能够影响公司治理问题。虽然现有文献对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层面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和不同主体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但却鲜有文献从个体层面出发研究外部机构管理人和被投资公司高管的社会网络关系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而且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发展历程、监管环境以及所处的资本市场,与海外的私募股权投资均有较大差异。文化环境的差异也使得社会网络理论应用的出发点,从权力网络关系变为人情网络关系。因此,本文将基于中国的市场环境与文化背景,从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与被投资企业高管的社会网络关系出发,针对其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做进一步研究。从机构层面来说,私募股权投资作为积极的外部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影响激励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但从个体层面来说,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的特征,可能导致私募股权投资的积极作用受到影响。管理人与被投资公司高管的社会网络关系加强了管理人与高管间的协同作用,既有利于双方沟通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增强对高管的激励,也能够通过偏袒与合谋对薪酬计划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建立对立假说,证实了该种社会网络关系提高薪酬水平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从而影响公司治理水平。与国外的权力服从的文化背景不同,中国是一个注重人情关系的社会。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作为社会关系网中的节点,受到其所在社会网络的影响。但因为国内外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存在差异,中国的社会关系网更倾向于人情关系注重儒家文化,而不是权力服从的阶级关系。所以,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与被投资公司高管的社会网络关系,提高了薪酬水平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PE作为积极的外部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本文选取2006-2016年在国内A股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495家有PE参投的公司共计857个样本,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与文化背景,研究了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与被投资公司高管的社会网络关系对其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如果私募股权投资拥有内资背景、拥有国有背景,亦或是被投资公司的私募股权投资股东越多,则社会网络关系更容易降低被投资公司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在PE参投的公司,社会网络关系会提高薪酬水平并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而随着社会网络关系数量的增加,薪酬水平未有实质性变化,而薪酬业绩敏感性会随之降低。当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和高管之间存在社会网络关系时,双方可能合谋,降低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的监督强度。再者,中国是一个注重人情关系的社会,管理人作为网络节点处于与高管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中,受到该社会网络的影响,有动机和意愿对高管的行为进行偏袒,削弱私募股权投资的积极机构投资者作用,进而影响公司治理。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1)现有文献对资本市场上的不同主体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对经济业务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企业内部的高管之间、企业外部的投资机构之间。本文通过研究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与被投资企业高管的社会网络关系,拓宽了不同主体之间社会网络关系的相关研究。(2)与欧美地区相比,中国社会网络关系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倾向于人情关系而非权力服从关系,而本文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与文化背景,研究PE管理人与被投资公司高管的社会关系,丰富了社会网络关系的文献成果。(3)以往的文献多从PE机构层面考察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而本文深入研究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个人层面具体特征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丰富了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