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年均10%的高速增长已经超过了30年。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竞争优势正逐渐减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造成资源约束日益增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低于8%,我国经济正处于从10%的高速增长阶段向7%的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在增长阶段转换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关键阶段,我国金融体系面临新的调整,市场需要在各种资源、要素的配置中发挥作用,建立一个高效开放的金融制度体系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转换阶段的关键。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资本账户开放、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一系列改革。根据“三元悖论”理论,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经济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宏观经济目标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作为有着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其“三元悖论”宏观政策目标组合有什么样的特点,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下,国际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冲击的机制及理论是怎样的?我国的汇率制度安排是否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汇改后,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开放环境下,国内外货币政策和经济形势对中国进出口以及产出、消费、物价的冲击及响应机制是怎样的?这些都是本论文要系统研究的问题。本文以开放经济“三元悖论”理论、开放经济下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以及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模型为理论框架,构建结构计量经济模型(具体包括:联立方程计量经济模型、马尔科夫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开放经济新凯恩斯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参数估计、脉冲分析等方法对以上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经济转轨的要求,提出货币政策、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开放、经济结构优化的建议。本文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研究了中国的“三元悖论”政策组合及对经济的影响。本文在“三元悖论”的框架下,通过构建MS-VAR模型,研究了我国“汇率稳定性、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开放”三个政策目标的组合,并研究了政策目标组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三元悖论”的政策目标体系中,汇率稳定仍然是首要目标。汇改后,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所增强,三元悖论目标对经济增长开始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灵活的汇率机制是有助于各项目标传导的。现阶段资本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因而,文章提出金融改革应该有序逐步推进,特别要注意开放资本市场的步骤和速度,在汇率弹性和利率市场化机制形成后,再实行资本开放更有助于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二、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系。本文采用修正的BGT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央行在面对股市、房市波动、国外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国内金融体系变迁下,货币政策实施方式以及对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以及汇率稳定目标的效果。结果显示,随着意愿结售汇制度的实行和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央行的货币自主性并没有减弱;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本国的经济状况、利率、汇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都将影响到国际资本的流动;面对这些国内外冲击,央行进行了央票冲销或调整准备金率等的反向货币政策操作,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三、研究了经济结构、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本文基于新凯恩斯开放经济DSGE模型及含汇率偏好的Taylor规则,运用贝叶斯估计模型的参数,考察了中国在汇率改革前后的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经济开放度及产出、消费和价格的冲击反应。结果显示:(1)中国经济结构在汇率改革后更加开放;(2)货币政策在汇改后从稳定汇率为首要目标过渡到稳定产出和物价;(3)灵活的浮动汇率制能吸收部分冲击;(4)汇率传导机制要发挥稳定器的作用离不开中国开放经济环境的支持;(5)放开人民币浮动区间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