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数字经济的发展也越发迅猛,并表现出网络效应、双边市场、动态经济等特点。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独家交易作为一种经营策略,以独家授权、独家代理等形式存在。独家交易是指达成合意的经营者只能同特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该行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产生规模效应;另一方面还有可能排除限制竞争,涉嫌垄断违法,应积极发挥独家交易行为的正效应并遏制其负效应。而数字经济下的独家交易又涉嫌纵向垄断协议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两种垄断行为,因此应当适用《反垄断法》对独家交易行为的负效应进行规制。然而基于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特征,数字经济下独家交易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存在困境,主要表现在违法性认定原则僵硬、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失效、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模糊等方面,亟需寻找新的解决办法。首先,从涉嫌纵向垄断协议的独家交易行为来看,纵向垄断协议与违约行为的冲突、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的冲突、规模效应与自由选择权的冲突都对数字经济下独家交易行为的违法性认定带来挑战。面对这些冲突,合理原则相较于本身违法原则更能满足数字经济的需要。其次,在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独家交易行为中,相关市场的界定方法、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以及滥用行为的认定都突破了传统经济的边界。在界定相关市场时,除了对传统的SSNIP测试法加以改进,盈利模式测试法更适合对数字经济中的相关市场进行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也需要考虑市场份额、市场支配力、市场进退无障碍等因素;滥用行为的认定应当放宽,将具有隐蔽性的技术手段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内。最后,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我国《反垄断法》在对独家交易行为进行反垄断规制时也应当有所改进。在立法上确立合理原则的指导思想,通过比较独家交易行为的正负效应来判定行为的违法性;在执法上在对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认定时应当根据具体案件选择合适的市场界定方法,以提高反垄断执法效率;在司法上,可以考虑引进集团诉讼,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救济渠道,另一方面有利于减轻司法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