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述,标志着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开始形成,“治理”概念从学术话语的边缘走向了官方话语体系的核心,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形成离不开政党、学界与社会等多元主体的互动。政治话语建构的一般路径分为建构权力话语与权威话语两种,在公民社会尚未发展之前,社会处于“失语”状态,此时统治阶级依靠对话语生产机构的经济控制、组织控制与政治控制夺取话语权,自上而下地生产权力话语;而随着市民社会的建立,民众的独立意识觉醒,统治阶级无法再通过掌控话语生产机构垄断话语权,因此需要通过议程设置、构建话语框架和提供“权威信息”等隐蔽的话语生产方式,与新闻机构合作生产权威话语以获得民众的认同。然而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市场和社会组织活力,公民社会得到发展,民众主体意识与独立意识都已觉醒,传统的权力话语生成方式不再奏效。信息技术革命使得新闻媒介垄断话语生产的局面被打破,大量智能媒介与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削弱了传统媒体话语生产与传播能力,增强了市场和社会组织的话语建构能力。因此在新时代,要想构建赢得社会认同的政治话语,需要从话语生产的初始阶段就充分吸纳不同主体的诉求,在与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中构建既符合政党意识形态,也包含不同主体声音的官方话语,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构建就是在政党、学界与社会三者的互动中形成的。在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价值话语层面,“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话语始终引领着政党官方话语的建构方向,贯穿于革命、改革、建设与治理各个时期。在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理论话语层面,学界引入了西方治理理论,并基于中国社会现实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在治理理论本土化过程中,中国学者保留了“多元、多中心”的理论内涵,但预设了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并不完全平等的实力与地位,学界对于治理内涵的改造契合了国家治理需要中央权威在场这一社会现实。此外,公民社会不再具有“反对国家”立场,相反成为实现中国式民主化的积极力量,市场和社会组织能成为推进治理提升的重要主体,这种观点为国家在福利政策方面的转变提供了辩护。由此,本土化的治理话语从学术话语的边缘走向了官方话语体系的核心,在学界话语与官方话语的互动中,形成了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一核多元的非均衡性治理理论话语。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实践话语,是在官方话语与社会话语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在市场化改革中被激活并且逐渐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通过传统文化框架、现代法理型框架构建社会治理话语,并通过智能设备与社交媒介扩大话语的传播范围,自下而上地影响了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实践话语的构建。政党充分吸纳社会的治理诉求,形成了国家治理实践话语,即强调要科学定位政府角色,厘清政府权威边界,实现政企与政社分开,保证社会成长与参与社会事务的空间;又强调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法律层面上确保社会参与治理的权利与义务,并以法治力量规范社会参与秩序,保障多元主体高效、有序地参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