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资本主义学说是解释战后东亚经济兴起的理论之一。其引述韦伯理论，认为儒家传统伦理促进经济发展，成就了日本、四小龙等“东亚奇迹”。该学说曾经与“亚洲价值”论、“东方式经营”、“儒商”等论调声息共同，相互援引，流行一时，并引起激烈争论。但其支持者中，随声附和的不少，其感情的认同甚于理性的反思，浮泛的比附多于谨慎的论证，使该学说整体上缺乏严谨的理论建构，持论不够质实，仅仅停留在假说阶段；反对者则多转而把东亚成功归因于制度因素。然而“制度论”与“文化论”只是立论角度不同，本身并不矛盾，所以反对者的“体系外的驳论”，仍无助于揭示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理论内部的不足，相反造成论辩双方的话语错位，没有形成针锋相对的有效论战。正反两方看似分歧很大，其实抑扬同样都有所失当，又合谋霸占了反思的空间。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儒家资本主义学说阵营应对失措，“东亚模式”也受到学界质疑。所以，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亚洲的问题，也暴露了亚洲研究的问题。而东亚的剧起和顿挫，也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历史高点去反思。经过金融危机，儒家资本主义“思潮”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可以在一定的距离外考察它了。 “儒家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系列相关联的“亚洲论述”中的一种。这些论述中，“东亚奇迹”、“东亚模式”、“亚洲价值观”、“儒商”以及“新儒家”等，分别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领域，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唯独“儒家资本主义”，参与其中讨论的人不少，而把它本身作为对象来研究的论著则基本上还没有。本论文拟对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作史的回顾，从学术史的角度，出乎其外，作研究之研究。 本论文第一章将回顾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历史，介绍其代表人物与著作的观点。“日本文化特殊论”、“日本经营论”等从文化上解释日本成功的论说是该学说的滥觞；西方学者赫尔曼·康恩、麦克法科尔、彼得·柏格最早提出了该学说的一些主张；金耀基、杜维明、余英时海外华人学者则被认为是该学说代表人物。本章还回顾了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思潮化”及最终退潮的历程，并把亚洲金融危机当作一个“学术事变”，用来考察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应变机制，反思这个名噪一时的学说逐渐沉寂的原因。 “思潮化”了的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其学理与价值，构成了一对矛盾。本论文第二章、第三章将考察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学理逻辑；第四章、第五章将考察儒家资本主义学说蕴含的价值问题。 第二章回顾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理论来源“韦伯命题”—这个儒家资本主义论既奉为圭桌又试图超越，而被另外一些人视为子虚乌有的聚讼纷纷的命题—在学术史中的各种不同存在。从学术史的新视角，提出“韦伯命题”从无到有、又经过三次变奏的假说。本文认为“韦伯命题”在韦伯本人那里有一个发展过程;到美国学者帕森斯、贝拉师徒那里，又是一变;到了儒家资本主义学说拿韦伯理论来解释东亚经济发展，就不无比附之嫌了。本章通过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与韦伯学说的比较，说明了为何儒家资本主义学说没有韦伯理论有说服力的原因。 第三章在第二章对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论证逻辑做史的回溯后，以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一个基本的分论点:“勤俭论”为分析对象，介入学说的内部论证结构。“勤检论”主张:传统儒家的“勤俭”伦理，促进了二战后东亚经济的发展。“勤俭论”是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各种分论点中最具说服力的一个，本身是比较准确的。这能使我们排除一些干扰，把它与韦伯理论的置于相对真空中，考察两者的关系。通过对“勤检论”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儒家资本主义学说没能充分考量“伦理”文化因素与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互动，因而无法提供东亚经济增长的有效解释模式。 第四章分两个层次，首先分析儒家资本主义学说本身蕴含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诉求”的紧张:其后视界从平面移至纵向，从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发展史，考察价值因素如何构成其流行的基础。 第五章在第四章通论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价值问题后，选择一个价值主题词:“亚洲论述”，作为切入点，来分析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价值背景。本文认为，东西方的“人—我”对视与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是产生“亚洲论述”背后的权力支配结构。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就是以此种价值图谱为背景。 花落春仍在。“儒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过去了，作为一个“学说”，它却依然有其一定价值，需要继承清理。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对“文化与现代化”的大话题，提供了可贵的探索，在学术史上当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