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大力实行减税降费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实体企业分化出了加大研发投入以提高产出和持有更多金融资产参与逐利两个行为,度量减税降费的政策力度对缓解经济“脱实向虚”具有重要意义,对减税降费政策的靶向性和针对性提供设计和制定依据。本文选择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运用门限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减税降费对企业金融化存在单一门限效应,当减税降费力度达到门限值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达到最低水平。减税降费对企业金融化具有节制和激励双重作用,当减税降费力度小于门限值时,减税降费对企业金融化的“蓄水池”动机表现出节制效应;当减税降费力度大于门限值时,减税降费对企业金融化的“投机”效应表现出激励效应。进一步发现减税降费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改变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水平,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不断增强,当减税降费力度达到门限值时,企业投入研发创新的资金呈现稳定状态,后续减税降费政策力度的提高会助长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投机动机。通过对非金融企业分地区、行业和股权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制造业、民营企业存在单一门限效应,中部地区、非制造业、国有企业存在单一节制效应,外资企业存在单一激励效应,同时西部地区的减税降费与企业金融化不存在明显关系。继续从非线性趋势和动态面板门限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不改变研究结论。减税降费等优惠政策的实施要合理且控制力度以满足最优区间,适度的优惠政策能够缓解企业金融化趋势,过度的减税降费政策支持实体企业反而会加强企业的投机动机。短期内通过强手段的减税降费牺牲金融化空间来带动实体部门的转型升级是可行的,但是还要政府灵活调整减税降费空间,通过搭配不同政策工具刺激企业创新形成合力构成长效机制。财政政策的趋势是精细化和针对性,把控东部、制造业、民营企业税费优惠空间,政策倾向中部、非制造业、国有企业,给予西部地区更多优惠税费力度,并引导外资企业积极参与实体生产与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