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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和用人组织持续变革,既体现于组织结构的日趋科学化,也体现于对员工的高要求上。在此环境下,员工的职业压力不断加大,职业倦怠的发生和蔓延情况不断加剧。职业倦怠不仅影响着员工个体的身心健康和工作效率,而且关系到企业的运作效率和职能管理水平。严重的职业倦怠甚至会进而产生员工离职等一系列个性后果。这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是不相符的。影响倦怠的因素主要有个人特质因素和工作情境因素。职业倦怠著名学者Maslach于2001年通过相关研究得出“工作情境比个人特质对工作倦怠的作用更大”的结论。正是受此观点的影响,21世纪以来的职业倦怠研究大多集中于工作情境对职业倦怠的影响。若以某个特定职业的所有受雇员工为研究群体,由于个人条件、人格特点的相对离散和工作情境的相对相似,个人特质对个体职业倦怠的影响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上看的确远小于工作情境。然而,对于在个人特质上相对具有群体特征的研究群体,个人特质与个体的职业倦怠可能会有更紧密的关系。本研究以国有上市公司中层管理者为研究群体,提出大胆假设,假设个人特质因素和工作情境因素共同影响国有上市公司中层管理者的个体职业倦怠程度。以Maslach职业倦怠理论、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D-R模型)和大五人格模型作为研究理论基础,对国有上市公司中层管理者职业倦怠现状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1)国有上市公司中层管理者职业倦怠水平较高；(2)组织要求四维度与职业倦怠正相关,对职业倦怠程度具有正预测作用；(3)工作资源四维度与职业倦怠负相关,对职业倦怠程度具有负向预测作用；(4)人格特质五维度与职业倦怠相关,社交性对职业倦怠程度具有明显的正预测作用,责任感对职业倦怠维度具有明显的负预测作用；(5)组织要求和工作资源在对个体职业倦怠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存在交互作用。同时,本次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本次研究的成果和不足都将为后续职业倦怠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