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如何获得新生?这是我们当代人努力思考的问题,也是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南宋著名哲学家陆九渊努力思考的问题。南宋时期,社会动乱,内忧外患,但与此同时,学者们“留情传注”,热衷于汉唐以来兴盛的经学研究,“皓首穷经”成为当时儒生的形象写照。一边是社会生活的满目疮痍,一边是经传注疏的泛滥流行,苦思之下,陆九渊不得不作出一个判断：汉唐以降的传统经学研究方式,形式上似乎在不断积累儒家的思想宝库,但它实际上却背离了孔孟开创的儒家道统,以对文本本身的关注替代了对修身养性及社会民生等问题的关注,根本无法解决实际的问题。由此,陆九渊走上了对传统经学研究方式的反叛之路,提出了以“尊德性”为根本特征的心学诠释学思想,试图以此促成传统儒家文化的复兴。先秦时期的孟子的心性理论及其对经典诠释方法的思考,乃是陆九渊心学诠释学思想的先声。就其具体影响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孟子的“良心”说,是陆九渊“本心”说的思想源头,甚至作为陆学核心概念的“本心”一词也直接取之于孟子。(2)孟子的“居仁由义”说,是陆九渊“尊德性”说和“发明本心”说的依据。(3)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和“权变”等经典诠释方法,启发了陆九渊心学诠释学的方法论思考和实践哲学取向。与汉唐以降盛行的经学研究模式不同,陆九渊的心学诠释学理论已不再将“解释”作为思考的重心,它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了“理解”本身。概括地看,陆九渊的心学诠释学思考主要涉及到“理解目标论”、“理解根据论”和“理解方法论”诸方面。在“理解目标论”的思考方面,陆九渊认为理解的目标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本身,无论是文本的语义还是文本作者的精神意旨,都仅仅是理解的初级目标,理解最终必须指向“道”“理”,即所谓“读书明理”或“格物穷理”。在心学诠释学的理念框架下,理解乃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对文本的理解不过是“明理悟道”的一种中介,而且是非唯一的中介。理解如何可能?或者说,理解的根据何在?陆九渊将其理解根据论奠基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人类共同性预设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无论凡圣,都有着天所赋予的本心善性,都存在着悟道明理的可能性。先贤往圣不过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已。既然“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那么,凡俗之人和古代圣贤一样都有着理解的可能性和根据。悟道明理就不完全依赖于先贤往圣的典籍相传,经传注疏也不成其为传道授业的唯一方式。与此“心”“理”的共同性预设相关联,陆九渊对于理解的途径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他把“发明本心”作为整个理解活动的基点。无论是对文本的理解,还是对万物的理解,都必须先“发明本心”。“发明本心”是“读书”、“格物”的基础和前提,“尊德性”也成为“道问学”的基础和前提。但需要指出的是,陆九渊讲的理解途径,并非纯然向内,而是先内后外,自内而外,内外贯通。他并不以“发明本心”来否认“读书”、“格物”的重要性。在确立了“自内而外”的理解途径之后,陆九渊展开了其心学诠释学的理解方法论思考。这一思考,我们可以将之分为“内篇”和“外篇”。所谓“内篇”,指的是陆九渊对“发明本心”的方法论思考。他认为,“发明本心”需要循序渐进地遵守三种基本的原则和方法：(1)明“本心”之善性；(2)立“弘道”之志向；(3)“养心”：“寡欲”和“减担法”。其中,“减担法”是陆九渊独创的方法,是其“易简工夫”理念的典型表现。陆九渊对“发明本心”的方法论思考,直接针对传统经学“困于闻见之支离,穷年卒岁而无所至止”(《与侄孙溶》,《陆九渊集》卷二)的病症,开出了一剂猛药。所谓“外篇”,指的是陆九渊对于“读书格物”的方法论思考。陆九渊坚决反对不加选择的“泛观博览”,但他并不一概反对读书。相反,他对“读书格物”有着诸多富于诠释学意味的方法论思考。首先,陆九渊分析了语言文字的诠释学特征。他区分了“自述”与“他录”(包括注疏)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文字,阐明在从“自述”到“他录”的转换中,由于他录者的介入,文本的意旨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有时候是对自述者的原初意旨的遮蔽和伤害。基于这一理念,陆九渊认为要接续儒家道统,就必须去“读古书”,直面“古人之学”。他还分析了语词多义现象及其与语用的关系,分析了从口语到文字的转换过程中造成的即时性对话维度的丧失,从多个不同角度阐明了误解产生的文字学根源。正是基于“自述”与“他录”之诠释学地位的辩证分析,陆九渊肯定了“章句训诂”等方法的必要性。其次,陆九渊对于诠释学距离与理解之蔽的形成之关联做了深入的考察。他考察了“作者念虑”与文本表达之间、“文本”与“事理”之间、读者与作者之间等三种诠释学距离,分析了这些诠释学距离在理解之蔽形成中的影响,并力图探明如何克服这些诠释学距离,以达成对作者意旨的准确把握。最后,陆九渊对读书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展开了具有浓厚实践哲学意味的思考。陆九渊把“切己而优游”确立为读书的根本原则,并认为“切近则不失己”,“优游则不滞物”。这不仅彰显了陆九渊倡导“为己之学”的主张,而且也贯彻了他“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统一的重要理念。陆九渊在肯定“章句训诂”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涵泳”的方法。按照陆九渊的见解,“涵泳”不只是简单沉潜于文本之中,仔细熟读,更重要的是,“涵泳”要求不拘泥于文本的语言文字,而进一步去体悟古代圣贤的立言之意,即把握文本的“血脉”和精神要旨。为此,陆九渊进一步强调文本解读过程中,必须努力去“思”。陆九渊还指明了阅读过程中“思”的具体方法：(1)“大纲思量”,即“从大处着想”,不钻牛角尖；(2)考察文本中“言”与“实”、“名”与“实”的关系,探索文本语言背后表达的“实理”；(3)把文本中蕴含的普遍性“道”“理”与读者所面临的具体实际问题关联起来,努力促成普遍性的“道”、“理”与具体的特殊的情境之间的协调统一,由此“思”就发展成为一种带有明显实践哲学意味的“权度”的方法。总体而言,陆九渊通过对理解的目标、理解的根据、理解的途径、理解的障碍以及理解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思考,建构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心学诠释学理论体系。陆九渊的心学诠释学理论,倡导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为学”与“为人”的统一,具有浓郁的实践哲学趋向,为打破汉唐以降那种沉迷于传记注疏的经学研究模式,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现实,解决实际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