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的概念由联合国于2005年提出,具体含义为利用有效的方式使金融服务惠及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通过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随着世界各国对其的实践,普惠金融的促进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意义也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可。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我国推动并参与制定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正式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式提上日程。基于上述发展背景,本文聚焦于居民家庭收入领域,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的作用。本文采用宏微观数据结合的办法,获取并整合清洗了CFPS数据库、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中国统计年鉴与中经网的数据,根据文献分析所得的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广义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已经对我国居民家庭收入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对居民家庭收入影响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覆盖广度对居民家庭收入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则最弱,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覆盖广度方面已经较为成熟,在数字化程度方面还有很深的发展潜力,迫切的需要从当前粗放式发展转变为集约式发展;其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变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各级指标对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促进作用最强,财产性收入则次之,并且对工资性收入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财产性收入,对经营性以及转移性收入的促进作用较弱,这种促进效果对低收入群体更为明显。其三,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还会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宏观经济增长,这对区域的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和区域产业产业结构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家庭收入及其结构的重要渠道:与区域产业结构相比,城市化进程是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居民家庭收入更为直接的作用渠道,并且两种渠道的作用效果在居民家庭的转移性收入领域最为显著。据此给出三条政策建议:第一,促进落后地区金融相关知识的普及;第二,促进区域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