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问题是一个理论难题，根源于“文化”与“创新”概念的歧义性与复杂性。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来探究文化创新问题，有利于人们更深刻地看待和把握文化创新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从历史经验来看，文化创新表现出“文化对文化的依赖”，历史上的思想理论资源无疑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但是，文化创新的最终根源在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在于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不断进行的文化积累与思想突破。文化创新不能割断历史文化传统，但也不能完全沉溺于传统文化之中，而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曾经是文化创新成果的思想理论资源，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开出”新的因素和境界。
　　除导言外，论文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章“文化创新的实践基础及限度”。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文化创新实质上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进行的文化积累、传承和突破的过程。马克思实践观的本真含义，不仅最终指向“改变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而且也内涵着“解释世界”的理论精神活动。唯物史观并非结构主义，但具有立体式的动态逻辑性结构，在实践活动的深层结构中，是物质生产方式起着最终决定性的作用。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其中，物质生产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决定性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杠杆，但是生产力对文化的作用并不像“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那样给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突变，它更多地是间接地、潜在地、缓慢地发生作用，需要更多各种各样的“中介”起作用。
　　文化创新不是自在地、任意地产生的，不是无条件地发展的，而是受到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的。由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和环境构成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既是人们自我创造的结果，又是人和社会走向创新的基础和起点，同时也对文化创新活动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文化创新不能摆脱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制约。从事精神生产的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之中，他们不可能越出自己所处社会许可的范围之外来创新自己的文化。
　　第二章“文化创新的规律性演进”。在“轴心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就已经初步确立了基础，成为了一个在理论体系上相对完备、思想内涵特异的民族文化系统，而且深刻塑造着、导引着此后长达数千年的“前现代”时期的中国主流思想。雅斯贝斯虽然指明了“轴心时代”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他只是局限于纯精神领域，并没有说明文化和文化创新的真正基础，也就是说，并没有从更深的层面，即物质生产实践层面，来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轴心时代”这样一个事实。从主流趋势和内在逻辑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大致的过程是从原初文化到宗教文化，再由宗教文化到伦理文化，最后由伦理文化到实学文化。“东学西渐”见证了中国文化创新的灿烂与辉煌。
　　文化创新的发展趋势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文化创新的发展趋势问题，不能以单纯进化论、退化论或循环论等等单线条的方式进行。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看成一个和谐、平静的过程。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潭死水，它毕竟在不停地流动，尽管可能还是缓慢地流动。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样，在古代中国社会，文化创新的活力最初表现为从表层文化向底层文化挺进，随着社会的发展又从底层文化向表层文化漂移。
　　第三章“文化创新的近现代转换”。在逐渐完成了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下，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迅速步出昔日曾经有过的灿烂与辉煌。对于近代中国的文化创新来说，“西学东渐”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等文化论题的提出，为近代中国的文化创新——文化范式的转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在与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最具现实感召力，被中国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所认同、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唯物史观被当作社会经济和人类历史领域的唯物主义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介绍和传播。但是，如果某种理论、学说纯粹停留在精神的抽象王国之中，那就什么也不能实现，只能是理论家的“盛宴”、贵族式的奢侈品而已。作为时代中心课题的社会政治问题，迫切要求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把理论付诸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由于同时具有中国社会变革之前所急需的反帝、反封建两方面要求，给中国人民展示了摆脱政治、经济内外危机的社会主义前景，显示出马克思主义被接受的客观必然性，预示着中国社会在文化创新、发展上的必然归宿。
　　第四章“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的建构途径”。当代中国的文化创新问题，并不是任意的花样翻新，而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牢牢地把握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重大原则问题。全球化不可能消除文化的特殊性、个性，全球化因素及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两个基本取向:民族性与时代性。维护文化的民族性是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前提，坚持文化的时代性则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民族性是文化的灵魂，时代性是文化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文化上的民族的、时代的方向，是应对全球化挑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选择。
　　当代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创新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新文化，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标准是科学标准与价值标准的有机统一。从文化创新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最科学的思想理论成果之一。从功能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是比一般先进文化更为先进的文化，因为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标准奠立在生产力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机统一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把二者割裂开来，片面强调其中的任一方面。
　　文化创新并不是孤立的、单一的创新，而是系统的、辩证的“综合创新”。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思想文化资源，都应当吸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综合创新论”是科学的、现实的，代表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思想主潮，应该是对待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借鉴西方文化，并进行科学、合理的解析和重构，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并成功地实现“综合创新”以开掘其应有价值的理性前提。在文化创新的过程中，文化体制、机制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为文化创新提供根本性的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