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方便高效,这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在如今的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信息平台上记载着海量的个人信息,这是由人们自愿公开个人信息和非自愿公开个人信息的产物。例如,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人们在移动客户端注册微信、支付宝时,需要填写很多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码、住宅地址、联系方式等等,填写完毕后才能够进入下一个环节,否则便不能使用该软件。在这样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下,互联网平台很容易收集和使用公民的个人信息,并进行随后的行为。同时,信息价值和数量的双重增长也为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近年来的上升趋势也与此密切相关。为了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提供刑法保护,《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统称为《刑九》）确立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规定的原则性和概括性,两高共同发布了《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统称为《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该罪的定罪量刑。但是,针对本罪的共同正犯问题,尚需要对一些问题进行明确。按照传统的共犯从属性说,上游获取信息和中间提供信息的行为从属于最终造成实质性法益侵害的犯罪行为,也就只能评价为共犯当中的从犯。但是,这种评价的结果并不能有效的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所具有权利的法益。因此,要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权利法益进行全面的保护,对各个环节犯罪行为中,根据其在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评价为共同正犯,以达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正义价值目的。但是,共同正犯的评价需要对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进行梳理。本文在梳理共同正犯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各理论进行评析,采取本文所认可的理论,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共同正犯的认定建构路径。从犯罪的本质属性来说,本文采取二元行为无价值立场,在此基础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侵害性进行评价。对本罪的法益分析,本文采取学界的新兴观点,认为公民天然拥有对自己信息所有的权利,由此天然权利构成本罪的犯罪对象,也由此可以将共犯的参与者的法益侵害性进行合理评价。对于本罪的各环节的犯罪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关系,本文采取缓和的结果归属理论,认为共同犯罪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是各个环节之间相互助力才最终造成的结果,而各环节的共同犯罪参与者在基本犯的基础上,根据其行为进行评价具有合理性。最后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共同正犯的评价要根据其犯罪主体以及行为,根据案情具体评价才能真正达到罪刑相适应,既保证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同时对犯罪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进行客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