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托法》在2001年正式颁布,从而在法律层面确立了我国信托制度的存在。此后,我国信托业快速发展,管理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然而,《信托法》中对信托登记仅有概括性规定,信托登记难以在实践层面展开,信托登记存在着“有法可依,无法操作”的问题,这也带来信托实践中的一系列难题,阻碍了信托行业的健康发展。鉴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我国信托登记制度的完善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信托登记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层面展开,结合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对我国信托登记制度的完善进行了探讨。具体来说,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信托登记制度的一般理论。首先讨论了信托登记制度的内涵,即信托登记是通过专门登记,向社会公示信托财产上存在信托法律关系的登记;其次介绍了信托登记制度的基础:信托财产独立性理论,这也是信托制度能够发挥其财产管理优势的关键所在。最后阐述了信托登记公示与大陆法系传统下物权公示理论的联系与区别。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我国信托登记制度目前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信托法》虽然已经颁布,但在信托登记方面,并没有具体的规范指引,而《信托登记管理办法》中的“信托登记”所指的仅是信托产品及其受益权登记,与《信托法》中所说的信托登记有很大的不同。为了解决信托登记困境,实践中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建立上海信托登记中心与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登”）,或是用其他措施来代替信托登记进行公示等,但实际效果都不太理想。我国目前信托登记存在着登记机构职能不足、应登记的财产范围不明确,以及现有的登记生效主义不适宜等问题。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信托登记制度的域外经验。信托制度虽然起源于英美法系,但在英美法系法律体系之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信托登记制度,而其在信托实践中发展出的一些独特的法律规则,如受托人的标识义务、惩罚性预设规定等,具有参考价值,值得我们在完善信托登记制度时进行借鉴。在大陆法系,日本最先引入信托制度,其对信托制度进行了较为完善的本土化改造。我国台湾地区在建立信托制度时,充分吸收借鉴了日本的信托制度经验,但又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整,使信托制度更切合现实的需要,对大陆具有借鉴意义。第四部分主要对我国信托登记制度的完善进行了设想。立足于信托一般理论和我国现实情况,在吸收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应在法律上明确信托财产属于受托人,划定应登记的信托财产范围,信托登记的受理机关应采用以“中信登”为形式窗口,各原有财产登记机构负责实际登记的模式。此外,在具体程序上,本文认为“中信登”对申请材料,仅需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在效力模式的选择上,应采用登记对抗主义;而信托信息则统一公示于指定的网站供公众查询,公示的内容可以效仿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契”、“私契”模式,将必要的内容进行公示,而其他相对次要、涉及隐私的内容可以允许保留,不对外进行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