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42周年,同时也是新中国《律师法》颁布25周年,律师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逐渐兴起壮大的职业群体,正深刻影响我国司法改革、行政行为的规范化乃至法治进程的推动。在社会学意义上,律师群体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管理的一种新型资源,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律师这一媒介进行传达和反映。因此,考察律师群体的职场现状和劳动状态,对我国律师职业群体的社会学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劳动过程理论为基础,以“内部科层控制-外部市场控制-自我控制的再生产”为思路,对律师作为专业性知识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微观检视,勾勒出律师群体的劳动体验和群体肖像,同时揭示出在律师群体追求和获得自由背后所存在的深层控制逻辑,这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劳动过程理论的理解,并有助于我们反思劳动社会学经典理论判断对于中国本土经验的解释限度。本文的研究发现,律师在律师事务所中拥有一定的工作自主权,集中表现在工作时间上的灵活性、工作进度的可掌握性和工作场所的非约束性。这种自由、灵活、可随意支配休闲时间的工作体验,赋予了该群体劳动自主性高的典型特征。然而,从社会学敏锐性观察而言,这种自由与灵活背后,同时隐藏的是另外一种规则,律师对工作也产生了布若威笔下所描述的“同意”。其次,作为企业组织中的员工以及市场的主体,律师的劳动一方面受到律师事务所内部科层体制的规训,另一方面则受到外部客户的影响。与传统工业化生产中工人们主动竞争以完成超额生产的“赶工游戏”相类似,律师职场中无处不在的主动“争案源”同样是一场律师行业的竞争游戏,律师相继卷入了这场激烈竞争中;与此同时,资方通过晋升机制、职业形象标准化等一系列科层体制的运作,将律师被迫置于生存的高压下。可以说,律师群体的内部劳动体制图景,将资本劳动控制的隐蔽性与律师的有限自主性展现的淋漓尽致。从外部来看,律师与客户在法律服务实践中的互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不对称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基于市场逻辑的劳动控制。客户一方在法律服务过程中处处体现出对律师的支配和霸权,律师的话语权遭到削弱。两者在法律服务过程中地位的不均衡,打破了以往“律师是强势精英一方”的认知。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律师在看似自由的背后,仍然遭受内外部的劳动控制,两股控制力量相互交织,最终形成律师劳动控制的生产与自我再生产机制。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自我进取、自我剥削作为控制的更深层阶段,区别于前文所述他者的控制（科层控制和市场控制）,把监督管理对象由外在的空间实践、空间关系,转向律师群体内在的认知建构与价值形塑过程。施加在这些律师身上的劳动控制,不再单纯通过资方或雇佣者强有力的宰割和压制,而是形成一种自我控制机制,同时作用于律师日常生产工作的自我调控之中。这种基于未来发展的自我驱动机制,最终形成的是一种自我压制性效应,因此个体劳动者变得更加身心俱疲,最终陷入到一个更深层、更隐蔽的控制之中。律师作为专业性极强的知识劳动者,引人关注的不仅是其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更有其“自由”的工作模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律师仍然难以摆脱资本和市场的控制,并基于一种“成功的期待”生产出自我剥削的机制。总之,将律师放在劳动过程视角下探讨其劳动控制与自主性议题,观察和分析其日常劳动过程,在以往研究只关注劳资双方加入市场一方,更强调劳方—资方—客户三方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结合内部和外部视角展现和挖掘律师群体深层的劳动逻辑,不失为当前研究律师群体的一种尝试,也是劳动过程相关理论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