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以“刑乱国用重典”作为自己的治国思想,明初一系列的法律文件也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所制定的。朱元璋在明朝建国之初就决定重典治国,他的这一决定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朱元璋的重典思想虽然具有传统重刑主义的影响,但是将其与先秦法家的重刑思想比较之下,可以看到二者的内涵并不一致。朱元璋的重典思想不仅具有传统重刑主义的特点,也有着其自身的特色。朱元璋的重典之治是在当时“乱世”的背景下实施的权宜之计,而且带有明显的明刑弼教与以法为教的性质,是通过治吏与治民两种方式来表现的。朱元璋在他的法律实践中也贯彻了重典治国的思想。在明王朝有基本法典地位的《大明律》,修订过程贯穿整个洪武朝,受到朱元璋重典思想的影响,表现出“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特点。洪武时期另一部具有特殊地位的法律文件《大诰》四篇是在《大明律》施行以后出台的,以严惩臣民的犯罪,弥补明律的不足。除了立法工作之外,朱元璋在司法方面也贯彻了他的重典思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滥施刑罚、屡兴大狱、株连广泛,而且大兴文字狱,打压文人阶级,巩固专制统治。朱元璋特殊的人生经历,对他重典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重典治国政策在明初的实施对当时的社会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有很大的弊端,总体来说弊大于利。朱元璋的重典思想结合中国当代的法制现象以及现行的刑事政策,仍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