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现象发生,中国政府也不例外,相比较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目前中国政府正处在腐败的高发期。政府反腐败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制约政府腐败,促进廉政建设在中国势在必行。中国政府的反腐败工作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在困境中不断探索新的对策。本文主要是通过文献资料查阅及社会调查法,即大量阅读相关文献资料及时事新闻,掌握国内外研究动态,关注政府相关政策与民众反腐意向,通过实证分析,结合使用调查问卷及访谈笔录等形式,在此基础上采取归纳、分析、对比等逻辑思维方法,从政府的反腐败角度出发,阐明了腐败存在的必然性及其治理的必要性。通过探寻中国当前腐败存在的根源,试图指出当前中国政府的反腐败困境,并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希望能为中国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腐败的“本质是以公共权力为资本,背离公共利益目标,为个人或集团谋取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简而言之,是以公权谋私利。”拥有公共权力资源的主体是唯一可以实施腐败行为的主体,政府腐败是指人合政府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并且这个愿望背离公共利益目标,而对政府角色和政府权力资源的滥用,这种滥用可以根据构成一个社会的公共社会体系的有关政府角色、职权规定的法律规定和社会准则来判定。腐败损害政府权威,影响政府作用的发挥,对社会发展不利。因此,政府反腐败势在必行。要进行政府反腐败,就要先弄清腐败存在的根源。一般认为,腐败有三个根源:腐败的权利根源、腐败的经济根源、腐败的心理根源。中国政府腐败的根源,既包括腐败的一般根源,又有其特殊性。中国政府当前腐败的特殊根源,在于中国当前特殊的历史时期——现代化进程加快的时期。我国已处于经济加速现代化时期,也是受腐败现象困扰最严重的时期。究其成因,主要是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与人们主观心理的矛盾冲突等几个方面。同时,腐败具有波浪发展性,腐败现象具有多样性和顽固性的特征。在当今世界,腐败已经成为国际性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制定和多达80个国家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批准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我国也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中央党校教授林喆统计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次”两会”热点,反腐倡廉一直位居前列。1999年,当时30位人大代表提交的《建议制定国家〈反腐败法〉》的议案,被列为1999年”一号议案”,可见,腐败不仅仅是影响国计民生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影响我国稳定、发展的大问题。中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建国初期,即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和一系列的反腐倡廉思想教育,形成了清廉的政风和社会风气。此后,历届政府都把反腐败作为重点来抓,据权威统计,全国检察机关在2003年1月至2007年11月这一期间共立案侦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178405件207935人。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惩治贪污腐败,促进廉政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里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中国政府反腐败的任务依然艰巨,总结起来,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困境包括:我国的腐败具有易发多发性,官员腐败级别高,贪腐数额大,“群蛀”现象严重,而且,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在治理腐败方面,中国政府可以借鉴国外政府的成功经验。美国政府反腐败经验的可借鉴性在于,美国和中国一样,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友邦,小小的新加坡的清廉指数在国际排前五名,新加坡政府严格的立法,严格的选拔、录用和品德考核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种严格的防贪反贪规则,公积金制度和以俸养廉,定期培训等制度,对中国政府反腐败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香港政府反腐败的经验与启示是:不仅要有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和制度设置,更重要的是将廉洁、公正的观念植根于群众心中。通过寻求根源,借鉴经验,我们研究出一些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对策,即要有严格的政府立法,建立专门的反腐机构,调整人事制度,深化干部人事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推行政务公开,接受社会舆论监督等等。希望这些研究结果能对中国政府当前和今后的反腐败工作添砖加瓦,作出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