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由于西晋王朝政治腐朽、统治阶级对北方内徙胡族的压迫及歧视及自然环境恶化等原因,导致了少数民族反抗事件的不断发生。随着胡汉矛盾的加剧,胡族首领纷纷起兵反抗西晋残暴统治,建立割据政权,后赵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早在后赵建国之前,羯族就已经在中原地区广泛活动。羯族是魏晋时期的重要民族,其先民很可能来自于西域。公元前1世纪以来,便不断有西域胡伴随匈奴迁入内地,他们中可能存在部分羯族先民。在3世纪以前,作为“匈奴别部”的羯族,一直保持着较为完整的部落组织和传统的西域民族特征。羯族的兴起在石勒起兵之后,4世纪初,在羯族领袖石勒的率领下,其民族迅速扩张,实现了由西域胡为主体向杂胡为主体的民族转变。石勒乘中原战乱之际,依附汉国刘渊东征西讨,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中原地区强大势力。石勒的崛起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数十年来内徙胡族屡屡遭受西晋王朝压迫、反抗的结果。在羯族和南匈奴的打击下,西晋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南匈奴刘曜同羯族石勒的矛盾日益凸显。东晋太兴二年(319)冬,石勒自称赵王,建立赵国,史称后赵。为争夺中原霸权,前赵刘曜与后赵石勒于太和元年(328)年十二月展开决战,最终石勒击败刘曜,统一了中原地区。太和三年(330)二月,石勒称帝,标志着羯族在中原地区的勃兴。后赵建平四年(333),石勒去世,宗室石虎发动政变,即赵王位。从此,后赵开始了开疆拓土的历程。后赵先后与东晋、前燕、前凉等割据政权作战,势力达到鼎盛。石虎末年由于连年征战、滥用民力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诸子内乱及东宫梁犊起义大大消耗了后赵的国力。繁重的徭役,坞壁、流民势力的活跃,周边民族的兴盛是导致后赵灭亡的主要原因。在后赵政治史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石勒往往任用“异姓养子”作为统治核心力量。“异姓养子”的重用,实际上是石勒推行“胡汉联合政体”的尝试。石勒在中枢委任汉人官吏,地方军镇上则以养子为主要力量,目的就是为了缓和胡汉之间的矛盾,缓和推行民族融合政策。石虎即位后,汉人被踢出核心统治集团,胡族危机被暂时解除,但胡汉矛盾却因此而加剧。后赵晚期民族关系紧张,出现了冉闵屠胡惨剧,其历史根源正是石虎时期的崇胡政策。在职官制度方面,后赵主要学习汉魏职官制度为主,同时也保留了以“胡汉分治”为统治方针的“单于台”制度。虽然,单于台制度本质上是胡族统治者根据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所设置的模式,并非“落后的国家机构”,但其毕竟产生源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也不能过分夸大其积极作用。当中原内徙民族不断融合,胡汉差别日益缩小之际,“胡汉分治”即失去其存在价值,单于台制度也最终被时代所淘汰。单于台制度的兴衰恰恰反映了在十六国期间,胡汉民族之间交流、冲突、融合的历史进程。在后赵国的社会经济研究中,我们留意到坞壁经济对后赵国的影响。首先,坞壁经济为后赵国发展提供必要资源。第二,坞壁作为晋、赵之间缓冲带,为双方对峙形成提供了可能。第三,后赵统一北方之际,尽管大量坞壁已被攻破,但仍有部分成为顽疾,不仅阻碍后赵地方对郡县制度的推广,有时还对后赵政权造成威胁。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后赵“丰货”钱所形成的货币流通体系,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笔者认为,十六国时期,“丰货”钱在全国贸易流通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后赵的文化研究中,后赵文化的特点是在儒家文化同佛教文化在冲突中,相互交流,多元共生。在后赵史学领域,统治者石勒重视修史,专门置史官修史。可是,随着后赵的灭亡,修史者所著著述大多亡佚。文献资料的遗失,使后世史官在著述时难免加入建构成分,这也为对后赵史进行解构研究提供了可能。在城市功能研究上,后赵时期的邺城城市建设与功能完善,标志着中古北方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随着邺城功能的逐步完善,形成了建康与邺城,东晋与后赵的南北对峙格局。后赵国是由内徙民族羯族所创立的政权,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羯族经历了由民族认同向文化认同的转变,文化认同、制度认同、地域认同共同构成了羯族民族认同的转变。后赵其存在时间虽然短暂,但在十六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