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因新闻内容或措辞的尺度把握引起争议的情况并不少见,被采访者或被报道者因感到人格、名誉,乃至隐私等个人权利受到损害而起诉媒体诽谤或侮辱的案例亦时有发生。上述情形几乎指向一个问题:媒体在进行新闻活动时对言论自由权利的诉求同新闻事件主人公基本的人格权保障之间似乎是有所冲突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为化解冲突,平衡言论自由与人格权之间的关系,从立法、司法,到新闻实务操作的规则等多个层面和方向都做出过努力,并取得过一定成效。目前,英国及欧洲少数国家对于新闻报道侵犯公民人格权的定罪基本已取缔刑事处罚,转而以民事处罚为主要方式,但仍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刑法中保留妨害名誉罪的法律并在实际案件的审理中运用刑事罪。近观中国大陆诽谤法相关的法律,已有专门的民法、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但从法律实施上来看目前仍有一定进步空间。对比亚洲乃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台湾地区自解除报禁以来,经过30年的发展演化,如今已基本成为在言论自由程度和诽谤法建设方面都属较为完善且前沿的代表。目前,台湾地区在处理刑事诽谤纠纷时多采取通常程序裁决,一般在原告认为自身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对被告方提起诽谤诉讼后,经过庭审辩护和司法机关介入查证后,判定被告是否有诽谤行为,考虑到诽谤罪的轻刑罪特点,司法机关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处罚方式,能够通过计量刑罚轻重程度考虑为被告人提供使其免于牢狱的替换性质的罚金刑,即易科罚金机制。由此,极大程度地减少了人们因言论不当而受到拘留、逮捕、判罪的情况,尤其对于以舆论监督为己任的新闻媒体来说,更是寻找到一条有效避免“寒蝉效应”的新途径,至少“因言获罪”的路径有所转变。在保障言论自由与个人名誉之间找到了一种适当的平衡方法,也对于中国大陆的诽谤法实务发展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本文便以我国台湾地区的媒体涉及刑事诽谤纠纷的情况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先对台湾刑法中对诽谤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务机制内容有较为清晰的认知框架,再对于台湾的诽谤除罪化进展作出较新的描述。以笔者在台湾的“司法院全球资讯网”中按照“诽谤”为裁判案由的判决书为数据来源,根据所搜集到的近十八年间台湾发生过的超过2892份刑事诽谤判决书、总计逾2600例真实案例,以及二次筛选出的被告方含有新闻媒体或报道团队的媒体诽谤案例118例,以编码表的形式整理统计其中数据,以期掌握到在台湾社会和法律背景下实际发生的形式诽谤案件的处理情况和案例特征。以冀海峡对岸的经验能为大陆立法和司法改革提供某种参照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