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是儒家学说的集中体现,其内容涵盖哲学、政治、经济、文艺、教育等诸多方面,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随着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文化逐步走向世界,中国古代典籍翻译的研究越发引起译界人士的关注。本文从《论语》众多的英译本中选取了英国学者亚瑟.威利和国学大师辜鸿铭的两个权威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集中研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旨在进一步探究该作品并找出中国古典作品翻译的文化策略。本文以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理论框架。巴斯奈特强调翻译中文化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以她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对翻译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自觉的反思,提出了文化翻译观。文化学派认为文本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以语言的形式再现于另一文化,因而翻译绝不仅是模仿和复制,而是操控和协调。文化翻译理观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旨在宣扬本国文化和传播外来文化,保持文化多样性和促进多元文化发展。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传递或移植源语读者相同的感受,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目前有关《论语》的英译研究较多,但大多都是从语言层面进行共时的研究,从文化负载词角度研究不足。本论文将《论语》中的文化负载词分为五大类：语言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生态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通过对比分析辜鸿铭威利两个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指出两个译本在文化负载词处理方式上的不同并且提出《论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本论文对比和分析了同一时期但不同国家威利和辜鸿铭两个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诠释了《论语》真实的文化内涵,尽力地在文化翻译观的指导下客观地展示每个译本的真实面貌。两位译者身份、教育背景以及生活经历的不同导致两个译本各具特色。系统地比较《论语》两个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将为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提供更为宝贵的信息。本论文通过对比分析辜鸿铭和威利两个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得出以下结论：1.《论语》两个译本中共同存在的问题有：对原文理解有误,未能深刻理解原文的内涵；中西文化差异造成语言转换中的理解偏差；翻译中未能完全实现等值效果,丧失了原文中的文化内涵。2.在文化翻译观的指导下,在翻译《论语》时译者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翻译论语。宏观策略是从文化的层面考虑,在深刻地理解源语文化内涵基础上实现语意转换。宏观策略包括归化和异化；微观策略是指包含在《论语》中具体的翻译方法,如直译法、意译法,音译法,标注法,转换法。3.辜鸿铭倾向于异化策略,他的译本主要采用直译和转换的方法以达到异化的效果。威利倾向于归化策略,他的译本主要采用了直译、加注、音译的方法以达到归化的效果。对于每种翻译方法,研究发现：辜鸿铭在翻译语言文化负载词时使用直译方法最为频繁。威利在翻译生态文化负载词和社会文化负载词时使用直译策略最为频繁。在翻译辜鸿铭一本中社会文化负载词时,主要用了转换法。标注法常见于威利译本中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意译法最为频繁地适用于辜鸿铭译本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音译法主要见于威利译本中与地名或者人名相关文化负载词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