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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与中国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由来己久,从“现代性”的视角考察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文明交流关系的动态发展及演变进程,能够为当下的世界提供重新审视近代中欧文明交流史的另一种可能。作为资本主义新世界的核心力量,近代以来欧洲人通过与中国的交流互动将“现代性”逐步引入中国,特别表现为通过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扩张对中国传统文明进行渗透及改造。回溯历史,作为认知中国文明的主体,欧洲人对待中国文明的范式在近代以来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范式转变,欧洲与中国的现代性相遇也始终贯穿在此段历史进程中。以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文明交流的三次范式转换的宏观历史背景为基础,19世纪在整个中欧文明交流进程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意义便得以凸显。在“现代性”相遇的背景下关注19世纪来华德国人在中国所进行的“文明化”尝试及其范式转换,对于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中德近代交流史以及中欧关系史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及价值。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政治组织与制衡、经济贸易沟通、科学技术发展、精神文化与信仰等与近代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相关的一系列因子为核心,通过此种意义上的“文明”概念考察19世纪来华德国人对中国的“文明化”范式转变。在梳理19世纪来华德国人所著旅华记述的基础上,本文将研究重点集中于三位19世纪来华的德籍代表性人物之上:新教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uzlaff,1803-1851)、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33-1905).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以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为代表的19世纪来华德国人通过不同的个人意识与在华经历对中国文明现状作出不同认知,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进行“文明化”改造的尝试,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化”范式。这些文明化范式同时参与到19世纪欧洲人认知中国文明的范式过程中,从微观角度构建出“现代性”相遇以来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范式转换的宏观过程,使其具备更为丰富立体的维度。本研究的问题意识在于:1.以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为代表的19世纪来华德国人是如何理解中国文明现状并通过自己的方式试图在中国实现文明化的?2.如何在近代以来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范式转换进程的大背景下看待19世纪来华德国人对中国的文明化范式转变的历史定位?论文主要围绕以上问题,以“文明化范式”作为思维红线进行文本梳理与论证。论文由绪论、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章节构成:绪论部分对论文的话题缘起与问题提出、论文的研究范围及核心概念界定、文献综述、研究视角与方法等进行阐述;第一章以“欧洲与中国文明世界的联结”为中心,分别从罗马时代、大航海时代直至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不同历史实践阶段梳理19世纪之前欧洲与中国的文明互动,兼及19世纪之前德意志与中国的文明相遇;第二章以19世纪德国与中国文明的进一步接触的历史背景为基础,梳理19世纪来华德国人所著旅华记述文本,并对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之旅华记述的版本、具体行程等进行论述;第三章主要以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的旅华记述之文本为基础,分别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中国人之人性以及中国人之精神信仰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论证他们对中国文明现状的认识;第四章主要围绕“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如何实现中国文明化”这一主题,分别从他们三人在中国的具体活动出发,以他们对中国文明现状的认知为基础,论述由此发展而成的对中国进行基督教文明化、科学技术文明化、学术文明化的不同文明化尝试过程;第五章以先前的文本分析为基础,进一步深入研究19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文明化的具体范式,重点论述影响不同的中国文明化范式转变与发展的历史与个人因素以及不同文明化范式之间继承与批判的内在关联;第六章为结语,对整篇论文的结论进行总结;最后部分为参考文献及附录,附录部分收录19世纪来华德国人及其著作名录、本文主要参考旅华记述原始文本目录中译文、论文涉及中国之地名译名对照表以及部分档案书影。从“文明化”范式转换的视角出发,以近代德国人欧洲文明优越的自我意识为主体重新审视19世纪中德各层次的关系及互动,对19世纪来华德国人对中国的文明化尝试进行梳理及历史定位分析,在欧洲与中国文明交流范式的历史大背景下,以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三位19世纪来华德国人为例,将这段德国人对中国的文明化进程置于全球史与中德交流史中进行历史定位,从文明化的宏观视角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德及中欧关系发展脉络,并以此为基础考虑当下中欧文明交流中的问题与应对方式,此亦为本研究之初衷与期待。